不和谐生命音乐流程的中止号
摘 要: 对于巴金小说《寒夜》中造成主人公汪文宣悲剧的缘由,在一般认为的社会黑暗说之外,实际 上还存在许多致命的不和谐因素。战争的特殊社会环境,给当时社会的稳定以及人的生存条 件和生存压力带来不少负面影响;在汪文宣这种小家庭中,主要的家庭关系和谐与否照样会影 响到家庭及家庭成员的正常存在;触及汪文宣个人自身,也蕴涵着思想、心理道德和事业上发 展能力的不和谐诸方面。通过汪文宣这小人小事的生命乐章,显示出悲剧的深刻含义,即既彰 显了个人生命主体的不和谐,又折射出当时时代、社会、事业、爱情及家庭的不和谐,还阐释 了生命实践主体必须要与实践环境和谐的道理。
关 键 词:《寒夜》;社会;家庭;个人;悲剧命运
《寒夜》写成于1946年底,是巴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中,早期写作中压抑不住的 热情迸发变成了愈来愈冷静的客观解剖,作品的主题也愈趋深刻,现实主义写作风格也完全成 熟。关于《寒夜》的主题,诚如夏志清与唐小兵所说,描述了“爱和痛苦这样一个赤裸裸的人 类状 况”［1］和“精神分裂型的反英雄”［2］的“个人溃败”。但对造成主人 公汪文宣“爱和痛苦”及“个人溃败”的原因,由于巴金本人曾有“我对这三个主角全同情 。要是换一个社会,换一个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3］230?的申言,故夏、唐及 评论界普遍都归咎于抗战时期民国统治的黑暗,认为是黑暗统治造成个人存在的困厄与 小人物的陨灭。这种观点有其精湛不磨之处,但却难免有以一盖全而未中肯綮之嫌。 本文不揣谫陋,拟就主人公汪文宣饮恨而亡的原因再作一些探讨。
一
人作为一个具有思维能力的生命实践主体,实践生命的过程必须要有实践环境,即生理、心理 有序发展的保证,若以喻比,则是生命音乐流程中的各种元素必须是和谐的。而这种有序 发展的和谐性一旦被打破,必将导致乐音流程的中止。以人而言,则造成实践主体存在的困厄 ,乃至生命的中止。而所谓“和谐”,借用环境学原理,“是指平衡、协调。人与环境的和谐 是指在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中取得的一种相互协调、相互平衡的状态”［4］。环境 学原理之“环境”,同样适合于“社会环境”,而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共同组成人的“存在环 境”。因而这一和谐原理同样提供了判别“存在环境”问题的基本准则:无论是自然原因还 是人为原因,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地多种多样,只要损伤或破坏人与所赖以生存环境的和谐, 就会造成人的存在的困厄。因而和谐有序的生存环境是保证存在的至关重要的因素。由这一 观点出发,我们叩问一下与汪文宣悲剧有关的各种环境。
当时社会环境的不和谐是不言而喻的,而这种不和谐主要体现在社会不稳定中。虽然当时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给“陪都”带来有利于其社会由传统向发展变化的许多因素,保守 落后的山城一跃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桥头堡与东南亚战场人力物资的唯一转运港 ,战时地位的转换也给重庆市民的守旧生活带来巨大的冲击,但同时由于战争的特殊背景,也 给当时社会的稳定带来不少负面影响。首先是人口数量的剧烈增长。“根据重庆市警察局所 发布的户口统计,1937年,重庆市的人口仅为47万人,到1943年,人口已达88万多人,1944年 人口突破百万,达103万人。此后重庆市的人口,一直维持在百万以上,直至抗战结束。”?? ［5］战时国民政府根本没有能力为这些人口提供生活保障,而山城本身的能力也已 是“竭泽而渔”。住宿、卫生环境极差,生存压力加剧,社会保障制度、人口流动、人口规 模与人口结构等因素对社会稳定都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彼时的国民政府不但负荷各种历 史沉疴和战争创伤,且重庆每一角落的投机与腐败,战争造成的传统价值观颠覆,以及民众对 政府和政局的失望,使得这座城市“变成了一个肆无忌惮的悲观厌世的城,骨髓里都是贪污腐 化的”［6］。面临极为复杂艰险的国内国际形势,国家前途命运未卜,民生凋敝。物 价从迁都开始时的“一角钱买十个很大的烧饼,一个铜板可买一束桂圆”［7］直升涨 到“千多块钱”才买一只小鸡［8］185?的状况,让以公教人员、工人、手者等为 主的广 大市民失去了传统职业所特有的安全感,沦入贫困之中,并随时要提防失业的来临。但有职权 的人们却大发国难财,他们“拿大薪水,年终一分红,就是二三十万”［8］25?,与其下 属汪文宣连妻子生日蛋糕也买不起的拮据形成极其鲜明的贫富悬殊对比。而一个社会中, 如果为数众多的社会下层不能在资源分配方面感到满意,或者产生了相对剥夺感,这个社会一 定是不稳定的,也是不和谐的。而潜在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的剧烈变动,所造成 的不稳定因素往往会表面化,极易引起社会动荡不安,使社会发展出现波动、停滞甚至倒退。 住房紧张、物价暴涨、就业困难以及对战乱的恐慌也正是当时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 构的剧烈变动的反映。
由于人的生存条件和生存压力面临着一系列不稳定与不和谐,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生活问题 ,威胁着每个人的存在,小人物只能作痛苦挣扎。战乱使社会已无法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 要求,汪文宣在百般劳碌之中得了肺病,面对着奉为衣食之源的那些校样,“‘我的血快要流 尽了!’他愤怒地想,他几乎要撕碎那张校样”［8］256?,他凝视着自己咯出的淡淡血 迹,终于以带血的生命残存“把这张校样看完翻过去了”。但带病工作的他并没有受到公司 的表彰或医疗上的支持,却反而因病被公司辞退。这里我们看到,小人物的生命与社会已完全 失去和谐相成的依附关系,而成为二元对立的决裂态势。汪文宣病入膏肓时终于“强烈地感 觉到对于生命的依恋,对于死亡的恐惧”［8］274?,但“他不能喊出他的悲愤。他必须 沉默地死去”。由于他所处的社会与战乱时代颠覆了社会对个人的保护,汪文宣不过是战争 覆巢中必然要破碎的一粒弱卵而已。
二
由于人类社会的群居性质,注定个人的社会关系是复杂的,总要与不同的人建立多方面的关系 ,同时在许多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占有不同地位。又由于其占有地位的不同,同样的个人也表现 为不同的角色。而如何协调这些角色间的关系,并使相互之间能和谐面对,同样是至关重 要的。但《寒夜》中汪文宣的角色在两种有张力的角色关系中是冲突的,不和谐的。汪同 时主要担任了儿子和丈夫的角色,而另两个角色(汪母和曾树生)同时对汪提出履行角色的全 方位行为的要求:汪母要求子只爱母,而曾要求夫只爱妻。汪母和曾树生都是自私的女人,母 亲依仗 封建礼教,而妻子自恃养家糊口。她们的“爱”实质是从内心深处力揽汪的全部感情的欲望 。于是汪成了两个女人利己情感争斗的战场,致使两个他所爱而又“爱”他的女人总是像仇 敌似的永远互相攻击。而从价值的观点出发,“个人的价值如何,是由他同他人,同群体 的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9］。即是说,用真诚的爱换来对方真诚的爱,这种双 向情感才具有肯定性意义,否则就是自我否定,自然就意味着不幸。从汪母与曾树生身上,我 们看到仅仅对一方有价值的东西其实是没有价值的。她们都为了争夺汪而彼此不肯让步,致 使汪想说:“我都要死了,你们还在吵”。她们“不愿他死,却推着他早日接近死亡”［3 ］236?,而最终都尽了害死汪的一份力。
关于家庭,列夫•托尔斯泰曾说“幸福的家庭大致相似,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所谓 “大致相似”即指家庭的和谐运转,而“各有各的不幸”,即指各种不和谐的难题。家庭 作为社会的最基本元素,是以婚姻关系为基础、以血缘关系和共同生活为纽带所组成的 亲属团体和社会单位,是人们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组织形式。家庭又因血缘的亲疏和成 员数量的多寡有大、小家庭之分。汪的家庭仅有主血统与婚姻副血统(曾树生)两种血缘,显 然属小家庭之列。但即使在这种小家庭中,各种关系和谐与否照样会影响到家庭及家庭 成员的正常存在。对汪的家庭来说,这些关系主要有夫妻关系、婆媳关系、母子关系及父子 关系。
1. 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是家庭中最基本的关系,在家庭中起着核心作用,是文明幸福家庭的基础。但汪与 曾树生的夫妻关系是失调的,处在极度的不和谐中,他们各自代表着战时“陪都”生活的一 个方面。汪一直处于极度矛盾状态中,总幻想“日本人打退了,就有办法了。将来还是回 到界去”［8］105?,他代表着处于困窘中的民意。而妻子却以摩登的打扮,灯红酒 绿的生活来寻求痛快,甘心做“花瓶”,因为“想要活的痛快,要自由”,代表着“陪都”生活 的腐化面。实际上夫妻的思想存在对峙性质。由于家庭的寒酸,婆婆的冷言恶语,丈夫的懦弱 无能,社会环境的压迫,她实在不甘做安分守己的妻子,但又难舍汪文宣的一份真情,内心苦闷 而迷茫。但当抗战胜利后她“回家看望”时,才发觉自己“为了自己的幸福,却帮忙毁了别一 个人”。
2. 婆媳关系
汪母与曾树生的婆媳关系处在传统与现代的极度二元对抗之中。汪母不满意曾树生,是因为 她对曾的行为方式有看法,花里胡哨爱打扮,抛头露面应酬多:在她看来没有一样符合做媳妇 的“规矩”。而曾也有自己的道理,对婆婆羞辱她没有行正式结婚礼,是儿子的“姘头”的态 度,她振振有词地回答:“我老实告诉你: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了,… …我没有缠过脚,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她们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除了一般婆 媳摩擦,还渗透着两代人的意识冲突。汪文宣被夹在两种不和谐噪音的狂奏之中,一面想维护 母亲的封建礼教,一面又依仗妻子而生活,饱受矛盾的煎熬。
3. 母子关系
如同历来文人与男性对长辈的情感选择倾向一样,汪文宣具有非常强烈的恋母情结。而 汪母又依恃封建婆母的母权欲对儿媳进行焦仲卿母亲般的颐指气使,但时代的变迁使她难以 圆志,只好忿忿地认为:“我什么苦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她的气！我宁肯死,宁肯大家死,我 也不要再看见她－曾树生”［8］146?。对于母亲的焦母思想与作派,汪奉行的 是迂腐的“孝道”。在他眼里,母亲永远是对的,他明知妻并无大错,但对母亲却不敢有丝毫 干涉。他病重时的每次争吵都由母亲对妻子的敌视而引起,但对母亲的话即使有极大的错误 也没有一次正面反驳。这种无原则的恋母情结,不但没有调和婆媳“两代人意识”的矛盾,反 而加剧了她们之间的分裂与对抗,迫使汪忍气吞声,左右牵合而左右为难,从而更加重了家庭 矛盾。
4. 父子关系
我们先注意他儿子的形象:“贫血,老成,冷静,他还是一个 十三岁的孩子,但是他已经衰老了!”虽说中国的父子关系多数延续着中国人不善于表达情感 的因素,但彼此都把对方置于心里的重要位置。而汪文宣与儿子的关系却不是这样,我们看到 自从汪生病以来,他儿子从未有过一句问候的话语,更遑论关爱父亲的行动。从小耳濡目染的 长辈间的龃龉与指责,使他的体内从小就流淌着冷漠的血液。而汪文宣却无法言传身教,而且 也“始终没有好好的教养过他”,他们之间几乎没有言语,也就更无所谓共同话语可言了。零 语言现象之中透露出彻骨的亲情寒冷。
三
如果说上述种种不和谐因素不过是造成汪文宣悲剧的外因的话,那么有必要再触及汪自身所 蕴涵的许多不和谐因素。这一分析,我们可以根据徐晨光关于“人自身的和谐包含思想的和 谐、心理道德的和谐与能力的和谐三个方面”［10］进行,从而体认这一审视的 价值向度。
1. “老好人”品性－心理道德的不和谐
青年时期的汪文宣善良正直、忠厚老实,能吃苦,有才华,是一个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可是在 大学毕业步入社会被“磨炼”后,他变成了胆小怕事、见人低头、懦弱安分、甘受欺侮的小 职员。正是由于他“当面也好,背后也好”,因而“大家喜欢称他做‘老好人’,他自己也以 老好人自居”。而所谓“老好人”,大抵是品性善良而又怯懦的人:由于善良,总是为别人着 想而亏苦自己;由于怯懦,吃了亏既不敢言也不敢怒。当汪为省钱而不去看医生时,妻关心地 说:“你到这种时候,还只想到别人,你太老好了”,关心中夹杂了对他亏苦自己的埋怨。当汪 因病而被解雇时,树生也看出被解雇的原因是“他人太老好,在外面做事容易吃亏”。在这种 善良与怯懦中,属于他个人应有的关照与呵护以及人格的尊严都被消解甚至受到践踏。于是, 源于他意识深处的两种不和谐力量－老好与受惩罚－相互抵牾而使他的内心成为战场 。他发出了如同屈原天问式的疑问:“我一个安分的老好人!为什么我该受这惩罚?”［ 8］274?殊不知答案正含在他的问题之中:正是因为他的“老好”,使他失去了发泄自己不满 的机会,他无法做到像他的母亲、妻子、上司、同事那样,可以在“老好人”面前放心地宣泄 各种牢骚,而这种宣泄,常常是避免使内心成为“战场”的有利途径;也正是因为他的“老好 ”,人们不但不替他驱赶内心“战场”的阴影,反而在各自的宣泄行为中连同自己的“战场” 也一并交给了他,从而使他的内心世界永远处于不和谐的焦虑中。
2. 尊严与基础需要对峙－思想的不和谐
从情绪和需要的心视角依然可以探触到汪文宣自身的不和谐。根据马斯洛的存在需要理 论,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是由低级到高级的五个等级层次［11］,五个等级中被视为最 低级的生理基本需要无法满足时,最高级的“尊严与自我实现需要”总是不能实现的,从而形 成人们“不得不”以放弃尊严而低就生理需要的局面。这种不得不行为势必造成人们思想上 的不和谐,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而言。汪文宣虽老好,但也有知识分子的一份清高与尊严,“看 不惯大家对总经理和周主任巴结的样子,那些卑下的奉承话使他发呕”,然而为了衣食仍不得 不把参加周主任做寿的宴会“看作自己的义务”;当面对“一本歌功颂德的大著”时,“‘谎 话!谎话!’他不断地在心里说”,但为了几个校对费,又“不得不小心地看下去”。他有爱与 被爱的需要,但当妻子将离他而去时,由于自己的病和婆媳之间的水火不容,他不敢阻止,不得 不任凭痛苦噬咬着自己的心,也说不出真心话。他也有作为一家之主的尊严,但在家人纠 纷时,由于自己无力解决家庭生计的窘迫,不得不抬手自己打自己;他恨社会的不合理,有时甚 至十分愤怒,但为了挣一碗饭吃,实现一家子能生活下去的愿望,他不得不忍辱负重,在上司的 厉言斥责下满面羞赧地校阅文稿。一系列的“不得不”行为演绎的是他思想上尊严与生计的 对峙,鸣奏的是噪音乱耳的不和谐生命乐章。
3. 现实对理想的消解－事业上能力发展的不和谐
中国男子的事业观,亘古以来,在于社会性建树,“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唐•杨炯《出 塞》),“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演义》)。而 所谓 “慰平生”则是对自我价值实现与经济利益获取的满足感。汪文宣曾同样是具有宏大志向的 青年。上大学时,因所学专业是,曾想在教育事业上有所成就,“办一个理想中学”,培养 新型人才,救国济世,同时实现“扬名声、显父母”的形而上价值观。但时局的混乱使他难展 抱负,不得不俯就于报社校对员的低级职位。校对人员在单位里位列记者、编辑之后,必须忍 气吞声、缩手缩脚。即使心存不满,但只要“连文章都做不通”的上司咳嗽一声,便立即心生 畏惧与惶恐,大吃一惊后才发现,“吴科长是随意咳出来的,他却以为是对他不满的表示。他 连忙振作精神”［8］260?,继续校对那不通文理的稿件。在他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 战战兢兢中,立志于社会性建树的宏愿只能是缘木求鱼、煎水作冰的虚无。社会的拘囿阻滞 了他事业能力的发展,使他处于有宏志而无机遇的不和谐喟叹中。
相应的经济利益的获取也是中国男子事业观的形而下价值观之一。管子曰:“治国之道,必先 富民”(《管子•治国》)。而治家之道,又何尝不在先使家人温饱。所谓“民生厚而德正”( 《左传•成公十六年》),可见家庭和谐的首要条件是民生生计的满足。中国的传统型家庭, 夫为妻纲,男子也是解决家庭生计的首要担纲人物。而在汪文宣的家庭中,夫妻关系失调 自然也与自己事业未得发展有关。通过对文本中涉及金钱情节的推算,汪的薪水是无法满足 家庭开销的,他又无任何积蓄和遗产,唯一值钱的便是他母亲的一枚戒指,也被当掉治病,儿子 上学费用只能由妻提供。作为传统型男性知识分子,汪在妻面前是难以“为纲”的。更 有甚者,由于疾病,他从不花妻子的薪水发展到使用她的钱,后甚至发展到依靠妻子的收入度 日。至此,事业无成,自我价值被消解,他沦为卡夫卡笔下不能养家糊口反而要依赖家人维持 生命的“大甲虫”－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由此可见,汪自身的三个层面都处于畸形的不和谐之中。最终,他的内心分裂,“我对不起每 一个人。我应该受罚”［8］239?。这种自责不久演变成自我戕害,如同卡夫卡《变形 记》中的大甲虫格里高尔绝食自杀一样,汪文宣明知有病而偏要喝酒,从而给他生命流程划上 了中止号。
对于社会悲剧,恩格斯认为,它产生于“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 的矛盾”［12］。这一论断同样适合于个人悲剧。汪文宣的悲剧正是个人的要求与“ 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是实践主体与实践环境的不和谐造成的实践主 体内部意识矛盾与不和谐的悲剧。与抗战这一重大社会事件相比,汪的悲剧不过是小人小 事的悲剧,但就是这小人小事的悲剧,往往又显示了悲剧的深刻含义,既写出个人生命主体的 不和谐,又折射出当时时代、社会、事业、爱情及家庭的不和谐。我们不得不承认,巴金是“ 人类苦难的歌手”,汪的命运不仅体现了20世纪旧中国知识分子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悲哀 ,更重要的是阐释了生命实践主体必须要与实践环境和谐发展的道理。而汪的苦闷、彷徨, “是死还是活”的迷惑、孤寂,以致在绝望中死去,也正是作者对所面临的不和谐生存环境 作出的心灵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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