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当代价值——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内容提要】
        
    2005年10月25日至27日，由作家协会、上海市作家协会、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政府和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共同主办的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巴金祖籍嘉兴市举行。由于巴金在会前一个星期刚刚去世，因而这次研讨会不仅成了对巴金的追思会，而且也引起了各级领导和众多专家的高度重视。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陈敏尔、中国作协副主席黄亚洲、嘉兴市委书记黄坤明、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和巴金的先前好友丁聪、郁凤、黄苗子、邵燕祥等文化名人，以及来自韩、俄、日、法等国的海内外巴金研究学者七十余人齐聚会场，追思故人，切磋研讨。

    早在两年前，第七届巴金国际研讨会在四川成都举行时，众多研究者就深感百岁老人巴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巨大影响，以及在当下的现实指导意义，于是就商定将第八届研讨会的主题定为“巴金与当代”。而现在，巴金先生在走完他一百零一岁的人生长途后离开人世，对于他文学道路的以及他在当代文学史上价值与意义的探讨，在众多研究者面前便显得更为急迫与重要，也更彰显出“巴金与当代”这一主题的前瞻与深刻。因此，本次研讨会上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有许多论者围绕着巴金及其创作在当代的价值与意义展开。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会长陈思和先生在《从鲁迅到巴金：新文学精神的接力与传承》一文中，认为巴金与鲁迅有着明显而深刻的关联。他指出，如果说《家》所描写的礼教吃人，还仅仅是巴金对鲁迅创作稚嫩的回应，那么在他后期创作的《寒夜》里，他把鲁迅在《伤逝》里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思考更加推进了一步。他把人性的善良与失败、自私与懦弱完整地糅合在一起，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在“五四”新文学的鼓舞下走上理想主义道路的，这正是巴金所描写的高觉慧、高淑英们让人羡慕不已的反叛道路。陈思和认为，巴金后期的《憩园》和《寒夜》是他最为成功和最有深度的创作，也是当时在中国小说创作中真正承传鲁迅精神的可数佳作之一，并指出：“只有充分认识了巴金在抗战后期的创作与鲁迅精神的关联，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和评价巴金的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活动的意义。”作为一位长期从事巴金研究的权威专家，陈思和先生的发言高屋建瓴，从文学史的线索中梳理出巴金与鲁迅的深刻联系，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与此相呼应，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业松先生在《文学史线索中的巴金与鲁迅》的发言中，认为一些人看到的只是鲁迅的深邃和巴金的柔弱，其实这种差别并非他们之间真实的关联。鲁迅生前称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而巴金则是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深深地烙上了鲁迅的印迹。他晚年的《随想录》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漫长的曲折与坎坷以后，重新接续了鲁迅文学的余脉，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伤逝》的意识层面，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反思。比陈思和先生的更进一步的是，张业松先生将巴金与鲁迅的关联由现代文学领域延伸到了当代。同样，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汪应果先生在《贴近，去发现新的巴金》一文中，认为巴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最大贡献之一，就在于他是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态通过文学形式揭示得最全面，反封建的方法、道路寻找得最正确，并对中国的反封建的任务坚持得最持久的唯一的一位作家。他继承了鲁迅反封建专制的战斗传统，但却比鲁迅更全面，更持久。他们三位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共鸣，并在会议安排的自由发言时间，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肯定。

    除了论述巴金对鲁迅的接力与继承之外，还有不少论者着力研究巴金的人生道路和创作历程与当代思想文化的沟通，以期更全面地阐述巴金的当代价值。

    中国社会院研究生院教授李存光先生在《巴金人格锻造的历程》一文中，认为巴金首先是一位写作生涯逾七十年的杰出作家，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和卓有贡献的编辑家、出版家。他的人格力量在于，他是一位深怀着平等、自由、幸福的理想追求，为人类更和谐、更善良，为祖国更繁荣、更富强而奋斗不息的战士，同时还又是一个深怀良知与责任感的思考者，一个历经坎坷曲折的探索者，一个心地善良、心灵纯洁的普通人。这才是完整的巴金。他认为在现时代不断培育、磨砺、健全自己的人格，追求高尚的人格境界，在艰难的世事中努力做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这才应该是巴金人格锻造历程应有的当代启示。作为又一位长期研究巴金的学者，李存光先生对巴金的当代价值作了相当全面而准确的阐述，同样得到了许多与会者的赞同。山东师范大学中文学教授吕周聚先生在《巴金的理性精神》一文中，认为巴金是一位感情真挚、热情洋溢的作家，他像勇士丹柯一样，燃烧自己的心来照亮别人，因此，在某些人看来，巴金是一位热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的作家，其实不然。他在对巴金所信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无政府主义道德进行了充分的阐述与界定之后，指出巴金所信奉的互助、正义、自我牺牲的无政府主义道德对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对于重建国民人格和道德规范，对于现代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论文角度新颖，别出心裁，但又合情合理，显示出扎实的研究功力。

    来自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的刘秉文教授在《巴金的超前思想和中国的文化开放》一文中，从巴金主张东西方文化大竞赛、巴金率先走出对西方文化一概否定的误区、西方化一词的原意和主张吸收西方好的东西等四个方面，具体阐明了巴金宏阔的文化视野和对外开放的眼光。她认为巴金是中国20世纪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晚年对中国的文化开放发表了许多超前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主张，值得人们重视与发扬。而来自上海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生杨位俭在《牧歌与悲剧：关于巴金的信仰》一文中，认为面对着一个世纪以来思想传统遭遇破坏之后价值重建的严峻困境，巴金研究有着紧迫的现实意义。他指出巴金的信仰是多种思想影响下的悖论式结合，在复杂的历史情境中又带来了实践上的矛盾与踯躅，晚年巴金仅仅用理想主义来指称自己曾经信仰的东西，并推重老托尔斯泰为我们考察知识分子百年心路、观照知识分子的历史反思深度和人文建构能力提供了一面镜子。两文论述角度不同，但都注意到巴金的文化心理对当今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

    在“巴金与当代”这一主题之外，本次研讨会上还有一些专家试图通过史料搜索与发掘，以期推动巴金研究的深入。这也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显著特色。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李辉先生，在他发表的《“文革小报”上的巴金》一文中，详细列举了“文革”期间在各报刊发表的连篇累牍地批判巴金的文章，这里有各地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正式出版的出版物，包含小报、刊物和图书，在这些“小报”上，有对巴金个人的揭发和批判，也有巴金的漫画像。似乎恍若隔世，但一经罗列编排，便显示出巴金人格的高尚，以及《随想录》产生的必然。日本大学文部教授山口守先生在《巴金批判分析——在巴金批判与批判巴金之间》一文中，同样详细罗列了巴金在不同时期受到批判的攻击文章，并同时收录了一些巴金的辩白与反驳文章。山口守先生认为，为思考巴金文学思想的整体，这些被批判和批判他人的文章应该被目为是一个双向的语言和思想的往复运动，不能仅仅用单方向的忽视双方的全面语境和内在心理的视角来阐明巴金文学思想的立场与由来。这应该是研究巴金这位在历次运动备受攻击的重要作家的态度。两文材料搜集齐备、翔实，显示出巴金研究领域的深入与拓展。

    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的周立民先生在《谈〈寒夜〉的修改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对巴金后期重要作品《寒夜》的手稿及其各种版本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充分的分析与考辨。他根据巴金弟弟李济生提供的《寒夜》初版本，再对照作品的手稿本，认为巴金尽管对《寒夜》手稿本有过多处的修改，但是对《寒夜》没有伤筋动骨的情节上的大修，只是在细节上用尽功夫，进一步细化、修补完美。这也是巴金后期创作心态的具体体现。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的罗季奥诺夫先生，他发表的《巴金创作在俄罗斯》一文，也是一篇翔实的史料性文章。文中具体介绍了从50年代初巴金作品在俄罗斯的最初翻译，直到最近《随想录》在俄罗斯的巨大反响，有意思的是，俄罗斯文学界对巴金的关注也仍然在于他伟大的人格和敢于承认错误的勇气方面。

    在10月24日上海龙华殡仪馆多达五千人的巴金送别会上，一位著名的巴金研究专家发现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现象：来送行的绝大多数都是四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很少发现有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忧心忡忡地沉思：在当今的社会，青年读者还喜欢巴金吗?巴金还能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样激励着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鼓起理想的风帆吗?

    在本次研讨会上，为了鼓励优秀青年学者参与巴金研究，加强巴金作品与当代读者的沟通，会务组专设了一青年，在开会前四个月就开始向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及社会上的青年学者公开征求，并对论文进行评奖，获奖者将被邀到会场，与专家对话。经过专家匿名评审，有四位青年学生的论文被评选为优秀，并安排在大会交流发言。这不仅突破了以往巴金研究都是局限于专家圈子中的框框，而且也使人们有机会了解到当下青年学生对巴金的态度，以及他们喜爱与重视巴金的核心立场。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胡景敏，他被选中的论文是《巴金的自我叙述与〈随想录〉的经典化》。论文认为《随想录》的经典化叙述包含三个层次：一是巴金的自我叙述；二是公众的期待性叙述；三是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叙述。他觉得以上三个层次在相互渗透影响中形成了各自的意义指向，并共同塑造了《随想录》的经典地位，并使《随想录》成为一个时代社会良知的象征。无独有偶，上海复旦

    大学硕士生刘涛被选中的论文也是关于《随想录》的。他在《巴金先生的真话、身体和疾病——〈随想录〉研究》中，首先比较了两种对“文革”反思的观念：孙犁先生对“文革”的沉默和巴金先生讲真话的立场，接着分析巴金先生如何去言论以及言说附带的危险，最后认为巴金私人的身体与疾病被叙述之后进入到公共领域，《随想录》虽然在形式上结束了，但是巴金描述出的真理却在随想中得到了永生。文章仍然是在巴金的人格力量方面寻找这位文学巨匠的当下价值。稍有不同的是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宗刚被选中的论文《从“异质同构”到“同质同构”——对巴金五十年代英雄叙事的再解读》，讨论的是研究者不甚关心的巴金在50年代的创作。作者认为巴金50年代的英雄叙事，即通过对祖国、和平、人民等中心话语的认同，使其和主流意识形态获得了同构性。这是巴金的英雄叙事之所以受到主流意识形态认可和推崇的内在缘由。但在其同构的背后，他们赋予这些话语的意义却截然不同。巴金以其无政府主义中的某些理由，整合了主流意识形态，并置换为自我意义上的话语，这又使巴金的英雄叙事具有异质性。论者探讨的也仍然是在当时特殊的语境下巴金人格所呈现出来的连贯性与复杂性。总起来看，被选中的论文，以及未被选中的更多的投稿文章，它们着力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巴金崇高人格产生的原因，以及这种人格对于我国的文化建设所应产生的重要影响。在他们看来，如《家》、《春》、《秋》那样直接反封建的文学作品，远不如《随想录》这样对构建中华民族健康的文化心理来得重要。这或许就是他们心目中所理解的巴金，以及巴金在现时代的当代价值。文化名人郁风和著名诗人邵燕祥，他们的发言除了表达对交往多年的文坛老友巴金去世的怀念之外，更多的是流露出对巴金研究工作的期待。他们认为，巴金是属于“五四”的，是属于反封建专制的战士的，是属于鲁迅开创的新文学传统的。他们呼吁巴金研究者，巴金的价值不应该被忽视，同时也不应该被删减、被添加，更不应该被歪曲。

    长时间的掌声回应了巴金研究者对他们期待的肯定。三天的研讨活动匆匆结束，在“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中确定与体认巴金的文学功勋与当下意义，无疑构成了本届研讨会的共通意向与重要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