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江郎才尽文学思潮
摘要：从南北朝的文学思潮、江淹的社会地位演变及随社会地位的演变而产生的社会情趣变化三个方面阐释了江淹才尽的缘由，从这三个方面深刻剖析了文学创作才能是建立在深厚的社会生活基础、良好的社会氛围及健康的文学思潮之上的，失去了创作源泉的基础，也就失去了创作的才能。
关键词：江郎才尽；江淹；文学思潮；社会环境
Abstract: From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literature ideological trend, Jiang Yan the social position evolution and the social appeal which produced along with social position's evolution changes three aspects to explain Jiang Yan only then the completely reason, analyzed the literary production from these three aspects to be able profoundly to be the establishment in the deep social life foundation, the good social atmosphere and above the health literature ideological trend, has lost the creation fountainhead foundation, also has lost the creation ability.
key word: Exhausting one's creative vein; Jiang Yan; Literature ideological trend; Social environment
前言
文坛素有“江郎才尽”之说，江郎即指江淹。此说首见于钟嵘《诗品》，《诗品》云：“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之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郎才尽。”从江淹现存文集来看，自齐武帝时起到淹暮年，江淹的确少有佳作，这也印证了其“才尽”之说。那么江淹何以才尽呢？笔者认为“江郎才尽”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文学思潮的影响
从当时的诗歌思潮来看，江淹对永明时期形成的、被沈约等人推崇的“永明体”是有看法的。他不满过分讲究形式的时髦诗风，即永明体诗风，故而不愿意创作不合潮流的旧体诗，也更不会违背自己的心愿去创作“永明体”诗，于是就较少创作，因而造成了他“才尽”之窘境。
江淹的“才尽”出现在齐武帝永明年间[1]。《诗品》云：“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而永明年间正是“永明体”形成时期。《南史·陆慧晓附陆厥传》：“齐永明九年，……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玡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世呼为‘永明体’。”江淹的诗歌主张与“永明体”的诗歌理论是不相同的。他在《杂体诗三十首序》中说：“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运兼爱者哉？……今作三十首诗，学其文体，虽不足以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他的这段话与《诗品序》中所云“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极其相似。江淹创作拟古的杂体诗三十首，表现了作者对当时评论界存在的偏颇的不满[2]。从他的话里已透露出其对形式主义诗风的非议，“永明体”那种“争价一字之奇”的形式主义倾向，江淹是不会认同的。在江淹看来，诗歌要有充实的内容，要以表现“情物”为主。这种观点与钟嵘“诗品”倡导的诗歌观大体相同，与陆厥同沈约讨论四声中表现的观点也相近。钟嵘、陆厥是反对永明体的，江淹对“永明体”也不会持积极态度。事实上，江淹于永明四年左右任国子监博士[3]，时钟嵘、陆厥皆就学国子监，江淹对他们不无影响，他们持有大体相近的文学观是可信的。
既然当时文坛盛行“永明体”，某些轻薄之徒甚至笑“词采华茂”的曹植诗为“古拙”，对“永明体”持不同意见的江淹，就不会创作古体诗，以免被人讥笑，也更不会去创作“永明体”诗。江淹诗与鲍照相近，王通《中说》云：“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急以怨”是指诗的不平之气和刚健峻拔的风格，这种风格与“永明体”不入。江淹借梦说“才尽”，恐怕是江淹身处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的自我解嘲。
他的才尽，不但与文学思潮，社会地位的变化有关，而且也与他的生活情趣有关。他在《自序传》中说：“仕所望不过诸卿二千石，有耕织伏腊之资则隐矣。常愿幽居筑宇，绝弃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绿水，左倚郊甸，右带瀛泽。青春爱谢，则接武平皋，素秋澄景，则独酌虚室，侍姬三四，赵女数人。否则逍遥经纪，弹琴咏诗，朝露几间，忽忘老之将至。淹之所学，尽此而已矣。”这段话说出了江淹仙风道骨的本质。爱道求仙，在江淹的诗里边也有很多表现，如《从冠军行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云：“方学松柏隐，羞逐市井名。”《清思诗五首》其五云：“我学杳冥道，谁能测穷已？须待九转成，终会长沙市。”这些诗都道出了他的道家思想。江淹出身贫寒，十三岁时，“孤贫，常采薪以养母”[6]。生活的困顿使他不得不走入仕途，仕途中的坎坷又使得他不得不拿起笔来抒发自己的感情。而一旦生活境遇优越之后，他便又回到了他追求的生活道路上去了，创作也就会少了。
总之，正是以上诸种因素，造成了所谓的“江郎才尽”。
三、 社会地位的变化
江淹入齐以来，地位日渐显赫，没有了早年那种忧谗畏讥之情，也就失去了创作的动力。江淹出身不是很高贵，早年投附刘景素幕下，刘景素并不重用江淹，甚至把他投入监狱。后来刘景素密谋造反，江淹常讽谏景素，景素不纳，淹也曾作诗以讽。江淹因此触怒刘景素，被黜到遥远的福建任吴兴令。这一时期是江淹心情最痛苦的时候，心中充满了牢骚、忧惧之情。但生活和仕途上的坎坷，却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他的许多优秀的作品，包括广为流传的《恨》《别》二赋，都创作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是江淹创作的繁荣期。江淹入齐以后，他成了萧道成最得力的谋士。“军书表记，皆为草具[4]”，深得萧道成重用，他的官位亦愈来愈高，即便是曾除宣城太守，远离京城，那二千石的待遇与早年的生活也是天壤之别。入梁以后，他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并被封为醴陵侯。其心境更是得意至极，自言：“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备矣。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5]”失去了创作激情的江淹，再让他写出象《恨》《别》二赋那样的优秀作品，恐怕是不可能的了。再者，江淹做高官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御用文人，为萧道成、萧衍等起草了大量的表、书、诏，他的文集当中就保留了大量的这类作品。这样，他创作自己作品的闲暇机会恐怕就很少了。清人姚鼐在《惜抱轩笔记》卷八中说：“江诗之佳，实在宋齐之间，仕官未盛之时。及名位益登，尘务经心，清思旋乏，岂才尽之过哉，后世词人受此病者，亦多有之。”“尘务”是指上的事务，这些政治上的事务，恐怕就是指经常不断地为人代写官样文章之事。
：
[1] 曹道衡．中古文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243
[2] 俞绍初．《江淹集校注》前言。
[3] 俞绍初．《江淹年谱》
[4] 江淹．《自序》
[5] 《梁书·江淹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