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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研究杂志述论

来源：岁月联盟作者：林　昶时间：2010-08-13

【关键词】抗日战争/日本研究杂志

　　1995年是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人们回忆那风起云涌的年代，无数先辈们的拿起刀枪，奔赴战场，在世界的东方创造的一幕幕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活剧。当时，在国统区，在革命根据地，各种抗日救亡报刊、日本研究杂志，也应和着时代的旋律，为伟大的抗日战争呐喊疾呼，掀起一股股热潮。

20世纪30年代前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第一次真正面临彻底的亡国之灾。人们迫于危急存亡之难，奔走疾呼“抗日救亡”口号之声，响遍四海。以我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代表的左翼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更加助长了这种声势。于是，这一时期各种杂志应运而生，蓬勃，中国的日本研究杂志迎来了其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期。

一、抗日救亡期的日本研究杂志

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全民族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是三四十年代摆在全体中国人面前的首要任务。环顾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是迅速燎原于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以及那些宣传、动员广大民众奋起抗日救亡，报道和评述侵略和反侵略战争的报纸杂志。

据王凤超所撰《中国报刊史话》 [①] 称，三四十年代遍布全国和海外华人社会的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总数达上千种。仅就杂志而言，据笔者对《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 [②] 一书的粗略统计，该书所载此类杂志约有300种之多。当时一些在全国影响较大的杂志，如《生活》、《读书生活》、《世界知识》、《青年月刊》等，都出版了“抗日特刊”、“抗日增刊”等。

这些杂志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紧扣时代脉搏，举凡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宣传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的勇敢和各地人民的抗日斗争、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宣传上的爱国事例、鼓舞国民士气，呼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讲授战争过程中必要的防空、战时急救知识等等，均成为刊登内容。譬如，由我国著名新闻出版者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大量刊载抗日救亡的文章，赢得众多读者，最高销数一度达到15.5万份，居30年代全国定期杂志之冠。 [③]　

这些杂志分布极为广泛，具有相当影响力。不仅在上海、南京、重庆、广州等大城市，而且一些中小城市也都有自己的抗日杂志，如各地抗日救亡会、反日会创办的各种“抗日月刊”、“反日特刊”等。共产党人周恩来、李立三、夏衍，文学巨匠鲁迅、郭沫若、茅盾等，都曾参与过此类杂志的编辑工作。

在抗日救亡的浪潮中，在侵略与反侵略的较量中，全国的日本研究杂志也日益普及和深入。那些专门的日本研究杂志针对性、目的性更强，开始了全面、深入的对日研究，使杂志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30年代初出现的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团体，如上海日本问题研究所、南京日本研究会等等，聚集了一批研究学者和留日归国学人，出版了大量介绍和研究日本的书籍、杂志。那些专门的日本研究杂志针对性、目的性更强，开始致力于全面、深入的对日研究。

李书成在《中国的日本学研究》一文中称，1930年至1946年关于日本研究的全国性杂志一下子增加到13家。如《日本》、《日本研究》、《日本评论三日刊》、《日本评论》、《中日评论》、《中日》、《日文与日语》、《日本论坛》等杂志，在上海、南京、广州、北平、重庆、哈尔滨等城市相继出版。这些杂志针对性强，价格便宜，具有很大的群众性、普及性，使得日本研究“从少数人写少数人看，变成为大家写大家看”，推动了日本研究的普及和深入。 [④]

一时间，日本研究及其重要载体日本研究杂志，从少数知识分子的“象牙之塔”走向了民众，引起了社会的热情关注。据笔者较为宽泛的统计，三四十年代我国主要的日本研究杂志至少有28种之多。在杂志内容形式上，经历了定期日本研究杂志的诞生、语言学杂志的勃兴，到综合类日本研究杂志的繁盛的发展进程。而汪伪的倒行逆施，在日本研究杂志热潮中泛起一股逆流，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日本研究杂志则在我国早期日本研究杂志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1930—1947年中国主要日本研究杂志一览

序号杂志名刊期创刊时间编辑出版者

1 日本研究月刊 1930.1 上海新纪元月刊社

2 日　　本月刊 1930.7 上海日本研究社

3 东京大学学生同窗会季刊季刊 1931.7 东京工业大学学生同窗会

4 日本评论三日刊三日刊 1931.11 南京日本研究会

5 中华留日东京工业大学学生同窗会会刊不定期 1932.4 中华留日东京工业大学同窗会

6 日本评论月刊 1932.7 南京日本研究会

7 日语研究双月刊 1932.9 北平同学会学校日语研究室

8 中日评论不定期 1932 广州中山大学中日问题研究会

9 日文与日语月刊 1934.1 北平人人书店

10 日　文双月刊 1934.10 北平日文社

11 日语研究杂志双月刊 1934 上海生活书店

12 日语月刊月刊 1935.7 上海东方日文补习学校

13 中日论坛半月刊 1936.5 上海中日论坛社

14 中华留日帝国大学理科同学会论丛不定期 1936.7 中华留日帝国大学理科同学会　15 中华日语月刊月刊 1937.2 上海中华日语月刊社

16 战时日本月刊 1938.8 战时日本研究会

17 敌情摘要不定期 1938 中央宣传部对敌宣传研究委员会

18 中日评论月刊 1938 上海中日评论社

19 敌情研究不定期 1939.3 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部第三厅

20 敌国汇报半月刊 1941.1 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日本问题研究会

21 中日春秋不定期 1940.1 成都中日春秋社

22 中日战事史料征集会集刊不定期 1940.6 中日战事史料征集会

23 中日文化月刊月刊 1941.1 南京中日文化协会

24 中华留日同学会会刊月刊 1941 南京中华留日同学会

25 敌情月刊月刊 1941.3 重庆敌情月刊社

26 敌伪研究　月刊　1941.5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日本问题研究会敌伪研究社编委会

27 敌国月报不定期 1941 冀中军区政治部敌工部

28 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季刊 1942.9 中国留日同学会

29 日本研究月刊 1943.9 北京日本研究社 3

0 日本论坛月刊 1946.8 上海改造出版社

31 敌工研究不定期 1947 晋察冀边区政治部联络部

二、定期杂志和语言学杂志的兴起 ?

日本研究定期杂志的出版，应该追溯到我国报刊出版界热中于国际问题的报道和讨论的20世纪20年代末期。当时我国从南到北，几乎所有重要报刊，如上海的《东方》、《时事月报》、《国民日报·星期评论》、《申报》，北平的《新晨报》，天津的《大公报》等等，有一共同趋向，即皆关注于国际问题的报道和讨论。

在1929年的上海，刚刚创刊一年的《新纪元周报》，尽管占了我国第一本研究外交问题及国际问题定期杂志的先机，但在上述刊载国际问题方面的老资格报刊遮蔽挤压下，显然处于下风，有顾此失彼之虞。因而《新纪元周报》审时度势，果断停刊，另起炉灶，而倾全力于国际问题中的热点——日本问题。于是，1930年初，在上海诞生了我国最早的、开定期日本研究杂志先河的《日本研究》月刊。《日本研究》创刊号及其后几期均印行5万份，这在专业性杂志中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与当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登记编制的全国报纸销量统计位居第三位的《时事新报》等同，实属罕见。

《日本研究》月刊创办初期，编者不仅请蔡元培题写封面，还在每期卷头邀集各方知名人士谈论日本问题，或题词、或撰文，表达各种不同观点。这无疑是一种扩大杂志知名度的做法 [⑤]　，也反映了编者欲集思广益、深入研究日本的迫切心情。这在第1卷第7、8期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两期的《日本研究》，不惜版面，连续在插页刊登“日本研究吾国的各种定期刊物”，从封面、正文样张到编辑人、发行所，还有定价，有的甚至注出了发行量(如《支那》杂志月销9万份)，极其详备。其后刊载署名“日本研究”诗：

他们真是努力呀，日本人!

你看他们研究我国的书报出了多少本?

假如他们不是有心人，

又为什么要这样精细的来把我们解剖清!

我们现在快觉醒，

我们要睁开眼睛，振起精神：

不要睡在解剖台上不动心，

大家起来研究日本，才能尽责任。

中日两国距离最邻近，

所以不论今后相分仇或相亲

但是两国的关系必定越加深，

我们怎能不清楚认识他们呢，同胞们?

奋起吧，奋起吧!

不要再和在梦里一般的昏沉沉!

且看他们研究我国的书报出了多少本，

他们真是努力呀，日本人!

从日本反观中国，研究日本刻不容缓，编者的急迫心情，跃然纸上。

此种情绪也反映在《日本研究》第2卷第1号的同名文章中，但分析已然深入：“日本在六十年前，国土极隘，国势尤危，悬处于太平洋中，内乱时起，外患日亟，其危殆正有如太平洋上狂风暴雨之一叶孤舟，较之我国今日，殆尤倍之。然而一旦憬然自觉，朝野上下，一致奋起，力谋维新，六十年后，遂一跃为世界五强之一，再跃而为世界三强之一，雄踞东亚，虎视全球，世界均对之侧目。此种奋发有为之新兴民族，宁可忽视?……然而时至今日，一般浅识者流，对于日本之观察，又何尝不认为我国地大物博，为五千年来之文明古国；所不如日者，亦不过海陆空军备耳。肤浅之见，古今如出一辙。夫对一国之观察，不在观其表面上之国力，而在审察其立国之本。……吾立国于，对于国防情况，无论其为苏联，为英，为美，为法，……都应作鞭僻入里之研究，乃能谋应付，而对日则更其显而倍切者。我国专门学者，当急起直追，将日本问题放在解剖台上，装在试验管里，以显微镜观其现象，又以千里镜瞩其未来，此其时矣!”

作为世界上最早研究日本语言的国家，中国的日本语言学习和研究载体，在此时期呈现多样化的局面。当时了解日本、学习日语是抗日救亡的需要，带有群众运动的性质。各地举办学习班、速成班极多，抗日部队和战区人民，也多尽可能学习一些日语。铅印、油印的讲文和传单不可胜算。其次是以书籍形式的大量出版，据实藤惠秀的前引书统计，仅1934—1937年，中国出版的有关日语的书籍即达30种之多，总页码在9400页以上。以此为基础，日语学习和研究的专门杂志这一新型传媒亦在这时面世了。

这一时期，中国人对日语的学习和研究，已与清朝年间我国一些知名人士对日本语言的不确看法——如梁启超认为日语不过是“实词前，虚词后，颠倒读之。……数日小成，数月大成” [⑥] 的一种汉文体系——有了认识上的质的变化，从感性逐渐走向了理性。随着辛亥革命以后一大批留日学生的归国，不仅出现了以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为代表的文学家介绍日本文学的高潮，在日语学习和研究方面亦呈现前所未有的热潮。相应与此，自30年代初始，以上海和北平两大城市为中心，一批日本语言学习和研究的专门杂志创刊，总数达10余种之多。如《日文》、《日文研究》、《日语研究》、《日语研究杂志》、《日文与日语》、《中华日语月刊》等，刊期为月刊、双月刊和不定期刊等。虽然这些杂志的寿命长短有异，但足以证明其时学习和研究日语的风气盛行，而这一风气对日语学习和研究杂志的发展又起到了“反哺”作用。

这些日语学习和研究杂志，主办者大多为留日归国学人，有些则是在华日本人编辑或主办，以书店或日语协会、留日同学会为依托出版发行。其办刊宗旨，多如1934年1月北平人人书店 [⑦] 创办的《日文与日语》杂志创刊号“本志的使命”所云：就是“正视日本，研究日本，认识日本”。原因是“我们的国民对日本是盲目的，‘日本小鬼子’，浪漫式的轻视日本，及至日本的大炮飞机打入长城，这种心理便一变而成浪漫式的恐惧日本了。这种对日本的不认识，根本原因是具有几千年的历史的‘自大性’，其次便是研究精神的缺乏”。因此，要“从提高日文书报阅读能力，以日本国民性为中心，介绍日本人的思想、风俗、人情、学术文化”，“尚希望对日本目前的政治社会各种问题加以评释”。杂志内容涉及到日本语言学的各个方面，包括语言总论、语音、成语谚语、惯用句、语法、构词法、用言、修辞写作、书信应用文、翻译、工具书使用、普及读物等等。

由于日语学习和研究杂志适应了社会需求，自身也获得了发展。上述《日文与日语》杂志，出版仅仅一年光景，发行量就由最初创刊号时的2000份，跃升至5000份。在装帧上，还改变了开本，由16开改为20开，正文则由32页改为48页，翌年进一步扩版，增页至80页。在改进办刊、吸引读者方面，各个杂志亦采取了许多措施。例如，《日文与日语》杂志1934年8月号上开展“悬赏翻译”(即有奖翻译)活动，选择日本《中央公论》同年8月号卷头语《官僚独裁》一文，面向读者广泛征集译稿。这一举措无论对资深翻译家还是初学者，都很有号召力，一时应者如云，杂志发行量亦随之大增。而当时，主办者为获奖译者颁发的奖品，是日文版的《马克思经济学大纲》和《社会思想史》，亦是值得玩味的。 [⑧]

三、综合性杂志的开拓

，这一时期与此类日语学习和研究杂志形成迥异风格，更贴近社会现实，面向广大民众，旗帜鲜明、富于战斗性和号召力，为伟大的民族抗战鼓与呼的，当属为数众多的综合性日本研究杂志。其勃兴，不仅表现在杂志数量的扩张上，而且在内容上也已较肇始期有了很大的拓展，从较单一的政治、经济、语言、民俗领域，自觉地转向更为广阔的领域，特别是关注国际环境和中日关系，注重全面深入地介绍和研究日本。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举国震惊。《日本研究》于当月即推出第2卷第1号。插页刊载了1931年9月19日日军占领沈阳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签署的《日本军司令官布告》影印件。其“卷头语”云：“暴日对我东北实施武力侵犯，不宣而战，沈阳、长春、营口、安东等重要城市，都被占领。白山黯淡，黑水呜咽，我东北半壁河山，已全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者铁蹄践踏之下。噩耗传来，天地变色，远望辽东，烽火连天，我们真为之椎心泣血，悲愤莫可自止!……民族生命，已仅存一线，国人再不醒，将奈何?再不醒，将奈何?”“试看日本人研究我国是何等的精细详尽，他们已经知我了，所以今日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我们往既忽彼，今又不求知彼，空言抗御，从哪里下手?所以今后我们研究日本，当更积极加紧!”

纵观此时期的日本研究杂志，其特点愈益鲜明，它们以更加热烈的笔触，鼓舞、激励人们投身伟大的抗战之中；以更加犀利的笔锋，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特别是其背后掩藏着的各种内外矛盾，包括日本与德、意等法西斯之间的矛盾，军部与内阁之间矛盾，各种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还有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之间矛盾等。对于国际形势和日本政局发生的重大变化，日本研究杂志也大都能做出及时反应和分析判断，并力求系统、全面。

《日本研究》于1931年10月和12月两期，特辟“暴日犯我东北专号”，围绕“九一八”事变真相，日本国内局势、对外关系及我应采取的对策，发表数篇分析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和侵略本质。有的文章还对国民党政府奉行的“不抵抗政策”进行了批判。 1931年第2卷第2号的《日本研究》“卷头语”，则放眼世界，通过分析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原因，触及到了世界资本主义深刻矛盾的内在本质。强调对日本“不能只从表面的单纯的现象去体识，而要把握问题的重心”。作者认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并不是单纯的，偶然的，它是历史演进，资本主义矛盾深刻化扩大化的必然结果”。

那么，作者是怎样分析和把握日本的实质的呢？“（一）日本是现实世界里的一个单位，同时又是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里的一员名角，在目前世界经济的大之下，它和世界是凝成了整个的一片。……它的行动不是单独的，偶然的，实即整个国际资本主义矛盾深刻化的反映之一幕，日本帝国主义者不过是忠实地在太平洋上担任了自己应演的角色并扮演了一幕绝世的悲剧罢了。”

“（二）自欧洲大战以后，世界之重心已移来太平洋上，盖大战之结束，欧洲之殖民地，已重新分割完竣最快的，各划一地，视同禁脔，惟太平洋上土地广阔资源丰富而又产业落后国势积弱之中国，尚未正式瓜分，自为群雄之目光所共集。故实际上所谓太平洋问题，即为中国问题，国际政治之重心，亦即在于中国。……日帝国主义以地域毗连中国，‘近水楼台先得月’，……在东北攫取了许多特殊权益，建立了强固的势力基础，它早已视东北为其‘禁脔’。甚且视我东北为其生存之泉源，立国之命脉。前有田中义一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九一八’事件之爆发，盖即此计划之实行。”

“（三）近年以来，国际资本主义又已临到循环的极度的恐慌，全世界之萧寥，之凋落，贸易之减退，失业群众之日益增多，使资本主义临到空前之艰难，穷于应付。日本资本主义先天即极脆弱，后天复不丰厚，始终未能重工业，只以轻工业与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颉颃。在此资本主义恐慌狂潮冲击之下，更感到不可避免的狼狈。……这种继续增加其深刻扩大化的矛盾与危机，显示出日本资本主义崩溃即在目前的悲惨前途。这是日本资本帝国主义者所不能不竭其全力以挣扎奋斗企图挽救其末劫的。日本帝国主义之以灭亡朝鲜的手段来侵略我东北，使东北不仅牢囿于其经济势力统治之下，以东北之资源与市场缓和其目前所遭受之困厄，亦为势所必然。”

此种鞭辟入里的分析，无疑深化了日本研究杂志的品质，为全面、深入的对日研究开启了新的门路。

上海光华书局的四大刊物 [⑨] 之一的《日本》月刊，系1930年7月创刊，它把“系统地叙述日本之一切国情、经济、外交、建设等等”，作为自己的办刊宗旨。《战时日本》月刊则显得更为理智，编者在“稿约”及“本刊宗旨与内容”中明确写道：(1)深刻而真确地刻画日本帝国主义的真相；(2)从日本本身有系统地研究日本各方面的问题；(3)从中日战争去真切把握泥足日本的危机；(4)从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去观察孤立的日本；(5)拟议各方对敌工作的方案及实施办法。

《日本》月刊第2卷第1、2合期为“1930年之日本”专号，从日本外交到滨口内阁政迹，从日本经济、、、无产阶级政党、工人运动，及至军界、“满蒙”、陆海、、学术、地理、、等方面刊载了十数篇，表现了编辑者之煞费苦心，也反映了我国日本研究者的开阔视野和广大读者的需求。

我们再以杂志空前发展的“杂志年”——1933年为例。这一年在《日本评论》杂志上发表的104篇论文中，国际关系和日本外交37篇(占35.6%)，日本经济35篇(33.7%)，中日关系16篇(15.4%)，、政党和军事各8篇(各7.7%)。我们将一、三两项数字合并，广义的国际关系方面的论文占了一半以上的比例，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日本评论》在领域拓展上的着力点。1934年8月出版的《日本评论》第5卷第1期，开辟“日本国际现势”专栏，组织作者撰写了10余篇文章，计有：“中国与日本”、“俄国与日本”、“美国与日本”、“英国与日本”、“法国与日本”、“德国与日本”、“意大利与日本”、“东方弱小民族与日本”、“国联与日本”、“拉丁美洲与日本”、“日本与其殖民地”等，几乎囊括了日本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如此集中一刊的全方位的日本对外关系研究，前此乃至今天中国的日本研究杂志上仅无绝有的。

除国际关系之外，在刊登有关日本的其他专业文章方面，日本研究杂志也独树一帜。以日本为例，据笔者对四川大学和复旦大学合编的《1900—1949年全国主要报刊哲学论文资料索引》 [⑩] 一书的统计，从1930年至1943年，全国公开性杂志发表的关于日本哲学方面的研究论文、译文和资料，有29%是由《日本》、《日本评论》等日本研究杂志发表的。

此外，在许多日本研究杂志上，有关日本研究和中日关系的采访报道(不仅有中国人的，还有日本、美国、苏联、法国等外国记者的)、新闻画、插图(有些是从日本报刊直接翻版)受到重视。即使是“补白”，也更加注重时效性，不少于发排后补充登载最新日本统计资料和时讯。随着发行量的增加商业广告占据愈来愈多的版面。在1934年6月出版的《日本评论》第4卷第5期的附页广告上，可以看到“日本研究会小丛书”的分类目录。丛书分为概况、政治与行政、经济、财政、军事、交通与产业、货币与金融、贸易、教育、社会运动、殖民、外交、中日关系、人物、学术与美术、杂志等16个大类，总计85种图书，反映出其时中国的日本研究书籍在更加广泛的领域中的活跃状况。对此，只有俟诸另文了。

日本研究杂志此时开始声名鹊起。读者给《日本评论三日刊》以极高赞誉：“鼓民众对外之勇气，冀以挽回此既颓之国势，言人之所不敢言，发人之所未能发，国中尚少此类刊物，此中国所以尚无健全之舆论也欤!” [11] 《日本评论》还被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学术资料处选为“少数有学术价值之中文刊物”，并称“美国学者在将来需《日本评论》之处，当不下于中国人士”，拟“使用显微传影片拍录，寄存华盛顿”。 [12]

四、艰辛的办刊与逆流

在三四十年代严峻的形势下，日本研究杂志大都经历了比较迂回曲折的办刊过程。30年代初，各种日本研究杂志纷纷创办。由于大多有一定的读者需求及刊物支持背景，故兴盛一时。尽管此时也出现了个别杂志如《日本研究》“苦力撑持”、“负债累累，艰苦不可言宣”而不得已忍痛缩小篇幅的例子。 [13]

然至30年代中后期，形势急转直下。1937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悍然挑起从局部到全面的大规模侵华战争，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在日军虎视鹰瞵、民族危机当头的形势下，当时一些报刊和新闻工作者不畏强暴，通过各种方式在自己的政论中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抨击。少数杂志则利用租界内外国人办的中文报刊不受日军检查的规定，出高薪用洋人作招牌创办托名洋商的以报道外国通讯社电讯为主的抗日杂志，以及出版一些可以事先不必登记的不定期刊、丛刊等。

譬如1936年4月创办于法租界的《中日》半月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以自己犀利的文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明的或暗的汉奸和汉奸理论，主张建立救国统一阵线，直到遭禁。再如，1938年创刊于上海的《》月刊，用资料转载的特殊形式，发表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关于抗战的言论及著述，对沦陷区人民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在香港出版的《世界知识》杂志，连续发表郑森禹的《日报悲鸣录》（原题《敌报悲鸣录》，后港英当局禁止在报刊上使用“敌”字，改为《日报悲鸣录》)连载文章。毛泽东在一次会议的报告中，还引用该文第一篇的材料，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坚持侵略的方针。 [14] 但多数杂志，或被迫停刊，或辗转武汉、重庆、桂林、香港等“大后方”继续出版。

1930年7月由上海华通书局出版的《日本》杂志，初为月刊，在当时已颇具影响。“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正值该刊出版第2卷第6期。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日本月刊社亦即后来的日本评论社也行动起来。他们召集理事会讨论时局。理事会会议认为月刊“过于弛缓，不能和全国民众紧张的心弦共鸣，尤其难于随时供给他们以必要的材料” [15] ，遂决定自1931年11月起出版《日本评论三日刊》(逢3、6、9日出版)，由南京日本研究会主办。该会是一个早年成立于日本的留日同学会组织，1931年自东京移驻南京。《日本评论三日刊》上的一段文字颇能体现其宗旨：“暴日蓄阴毒之野心，运强硬之手腕，著著向我进逼。五三新血，饮恨未销；沈阳屠杀，旋踵而至。凡我国人莫不切齿痛心，誓必猛勇杀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本会同人曾就学彼邦。鬼域伎俩，洞若观火。决计就其所知贡献国人。剖析敌情以为作战之准备。且以鼓舞士气，团结精神，以与倭人决一死战。去此东亚之蟊贼，谋被压迫民族之解放。自觉责任重大。义不容辞。故不顾一切，指恶发奸，惟视力之所及。” [16]　

《日本评论三日刊》努力实践着“鼓动并指导全国民众的抗日运动”的办刊初衷。当时编者的情绪是何等地炽烈、激昂：“沪上的炮声响得最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三日刊工作最紧张的时候。我们不顾一切，只照我们所要说的去说；我们打破一切的困难，只顾一期一期地出刊。” [17] 其情其景，仿佛历历在目。《日本评论三日刊》载文短小精悍，颇具锋芒，生动易懂，往往有很强的号召力，应和了当时民众的心理和需要，很受一般读者的欢迎。1932年，由于一些办刊人员参加其他方面的实际工作，频繁出刊遇到困难，遂于7月改为《日本评论》月刊，至1937年6月。“七七”事变后一度停刊。1937年11月随国民党政府西迁，从汉转渝。1940年2月1日在重庆复刊。

《日本评论》迁至重庆后，编者回顾说：“抚今追昔，本刊之一起一伏，或进或止，动关国家大事。痛定思痛，创痕如新，同人等又无不精神百倍，历劫弥痛。十年以来，本社同人之任务，首先在于暴露敌阀谋我之急，大声疾呼，提防强暴，国难临头，这是本社同人初期的工作。九一八事变，全国震惊，本社同人辄首创‘征倭’，造成风气，树立民族自信心，以打破从来的‘恐日病’。此后历数年之久，力主抗战，抗战必胜，惟长期抗战乃能克敌，一致主张，始终不渝，这是本刊同人走入次期的工作。现在抗战已近三年，敌之临日持久钝兵挫锐,必至于败,已判若铢黍,而我之必胜,如操左券。……战时最重要的工作,在于明了敌情；就是战后，敌人惨丧之余，我们亦不可忽视了已失败的敌人。抗战以前，我们对敌的工作,是侧重在警戒，而抗战以后我们的对敌工作，应该侧重研究。这是本社同人所共知的工作。” [18] 至1945年3月为止，《日本评论》在艰难之中共出版18卷115期，不仅在当时颇具影响,也成为今天硕果仅存的三四十年代日本研究杂志中出版最长、累计数量最多的一种。

由战时日本社主办的《战时日本》月刊，1938年8月在汉口创刊，未久即迁徙广州、香港、桂林、昆明、重庆等地出版，我们在看到冯玉祥、郭沫若、沈钧儒、张友渔、刘思慕、李纯青、石西民、许涤新、王芸生、郑森禹等一批人们熟悉的作者名字的同时，也从社址不断变化的版权页背后，体味出当年办刊之艰辛。

1940年前后，随着汪精卫的公开投降和南京汉奸傀儡政权的建立，一些以学术研究为招牌，实则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奴化政策服务的日本研究杂志相继出笼。

例如，与汪伪政权同月诞生、由汪精卫亲任名誉理事长的南京中日文化协会创办的《中日文化月刊》等等，均属此类。

《中日文化月刊》公开表明自己的汉奸立场，一方面竭力宣传法西斯思想，鼓吹“大东亚战争”和“中日提携”，另一方面刊发诸如“中日亲善考证”、“中国农民分析”、“东亚政策与民族问题”等为日本侵略活动服务的文章，并大量登载日本和汪伪高官及民间人士假借民意撰写的文章，附以日本风光、女郎照片及歌咏风花雪月的文字招摇过市。此外，为装饰门面，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濑石、国木田独步、林房雄、芥川龙之介等人的文学作品（如著名的《我是猫》等），被拉来刊登在这些日本研究杂志上，以附和当时的外来文学引进热潮。

1940年2、3月间，中国大陆一东一西几乎同时出现了两本《日本评论》复刊号。乍一看，它们不仅开本、装帧如出一辙，封面题字也同为一家。一本是前述重庆的《日本评论》(卷期续前)，另一本是上海的《日本评论》(重排卷期)。耐人寻味的是，后者一经出版，立即博得日伪报刊的一片喝彩和鼓吹，其中的奥秘似已不言自明了。更有甚者，到了1941年5月，自其第3卷第5期始，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几乎期期都以头篇位置刊登汪精卫的文章、讲话，其汉奸嘴脸，暴露无遗。 [19]

1941年1月在南京创办的《中华留日同学会会刊》，本是一份联络留日学生的通讯性质的杂志，自第2卷第5期起，也披挂上阵，开始发表“专载”，明目张胆地攻击抗日和共产党人，替侵略者摇旗呐喊。

1943年9月，由北京日本研究社创办的《日本研究》出版。其作者阵容颇为“壮观”，几乎清一色出身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等著名学府。这本标榜“没有时间性和空间性”、“始终是以客观的立场”、“为介绍而介绍，为研究而研究”的杂志，创刊伊始就主张靠“文化力”解决中日问题，唤起“国民的责任感”和“文化的良心”。为此，编者颇费心力，制定了具体的办刊步骤：第一阶段是以介绍为主，稍加些研究文字；第二阶段是介绍和研究各半，同时稍加些批评文字；第三阶段是介绍、研究、批评各占1/3。惜乎此一“三段论”未及实现，其南京和上海的分社成立未久，便到了抗战行将结束。在日本战败已成定局的1945年初，它虽承认日本对华战争之“错误”，但竟赤裸裸地说“中国有识之士”都认为日本的失败未必是中国之福，“中国要给日本以大东亚战争上的保障……”云云。 [20]

积极亲日，宣扬卖国，毫不掩饰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服务，恶意攻击中国人民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几乎成了这些日本研究杂志的惟一使命。另一方面，汪伪政府与此相呼应，在对有抗日倾向的新闻报刊严加控制的同时，也加紧了对新闻工作者的迫害，以至发出“通缉令”，声称“先将首恶付诸重典”，“着军警机关一体通缉，尽法惩治，以戢凶顽”，实行白色恐怖。 [21] 在被通缉的人员中，就有经常为《日本评论》等日本研究杂志撰稿的《申报》的陈彬和(“通缉令”误作“陈彬”)、《新闻报》的顾执中等人。(陈、顾等人及《申报》、《新闻报》等不久迅速投敌，蜕变为汉奸和汉奸报刊，此为后话。)

当然，这毕竟是此一时期日本研究杂志中的一股逆流，其成因是复杂的，为数亦不多，无法左右中国日本研究杂志总体的积极意义及其发展趋势。

五、国、共两党的日本研究杂志

在三四十年代涌现的日本研究杂志之中，应特别指出的是直接属于国、共两党领导和主办的日本研究杂志和资料。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仅在迁都前即已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官方新闻事业网，而且直接创办了前述具有半官方色彩的《日本评论》。国民党宣传主管机构的重要人物刘百闵亲任社长，并长期(特别是杂志创办初、中期)为《日本评论》撰写评论和其他文章，粗略统计即达30余篇。应该说，《日本评论》能够坚持出版并有所影响，是与这种政府关系人员的参预乃至财政上的支持分不开的。此外，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央宣传部等机构还相继创办了《敌情研究》、《敌情摘要》、《敌情参考资料》等几种日本研究杂志。

1939年3月创刊的《敌情研究》，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最重要的日本研究杂志之一。《敌情研究》原名为《敌情研究资料》，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办。创办初期为旬刊，第10期以后改为月刊。它关注的重点在日本内阁、军部、社会、等高层动向和政治情势分析。同时，它与《敌情摘要》、《敌情参考资料》及政府各专业委员会编辑的专门杂志一样，也负有对日本经济境况，特别是财政、金融、贸易、资源、国民生活等方面开展专项研究的使命，也即着力于日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的开拓。并且，为积累基础性资料，从创刊起即编辑“敌国大事志”(后改为“敌国大事记”)，始终未曾间断。尽管此为步《日本研究》、《日本评论》、《战时日本》、《中日论坛》等早期日本研究杂志的后尘，但它编辑于杂志上频频出现“本刊以最近重庆被炸，印刷困难，致出版迟延，特此声明”字样的艰险环境之中，亦属难能可贵。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为《敌情研究》、《敌情参考资料》工作的，还有一批日本反战同盟(全称“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1944年初改称“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总部成员，如鹿地亘和绿川英子夫妇、池田幸子、青山和夫等人。他们在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以及后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三组即对敌宣传与敌情研究组，根据香港转来的日本报纸、杂志等，研究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在《敌情研究》、《敌情参考资料》上辑录、撰写了大量日本报刊资料和研究文章(其中有的使用“鹿地或青山研究室”署名。有段时间，还编辑、出版了《鹿地研究室报》)，为中国早期日本研究杂志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22]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出版的党刊、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版的各类杂志特别是日本研究杂志上，刊登了大量有关日本研究的文章和资料。尤其是在革命根据地——延安，抗日救亡的紧迫需要，促使日本研究脱去经院气，注重贴近实际。许多高层军政领导和从事抗日斗争实际工作的人员，研究日本的政治、军事、外交及其他各个方面，写出大量水平颇高的研究文章，刊登在日本研究杂志上。这些日本研究杂志，历经战火纷飞、艰苦异常的环境，显得弥足珍贵。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日本研究杂志主要有：中共中央宣传部、敌工部，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日本问题研究会，晋察冀边区政治部联络部以及冀中军区政治部等宣传、敌军工作部门和研究机构主办的《敌工研究》、《敌国汇报》、《敌伪研究》、《敌国月报》等等。这些杂志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采用铅印、雕版印和油印等方式出版，通过各种渠道发行，供各级军政领导和部队干部参阅。

纵观这些日本研究杂志，其具有的双重特点是极为鲜明的。首先，它努力把握抗日战场的总趋势，发表具有政策指导意义的文章和评论，亦成为高层了解和研究日本的重要渠道。同时，在另一方面，它又贴近实际，直接为军事斗争服务，特别是为各级军事机关、敌工部门提供大量敌情信息和反战资料。因之，受到高层军政首长的重视和基层指战员的欢迎，发挥了重要作用。
《敌国汇报》半月刊，是由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日本问题研究会编辑、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政治部发行、延安新华书店经销的。它原为报纸《敌国汇报》报，自1941年1月改为杂志(第2卷第1期始，卷期续前)，采用土宣纸单面印刷和便于携带的小32开本。《敌国汇报》突出“政治化、大众化、军事化”的特点，“登载专门的研究论文和资料”，以及“广泛地介绍日本各方面(从政治、经济以至于人情风俗)的情形，有系统地发表对敌军研究和敌军的文件、材料”。 [23] 刊载内容从“时评”近卫内阁为什么改组，到天皇制的由来、大政翼赞会的组织和活动，以及“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还有实用性很强的敌情资料，如日军战斗序列特点、装备等等。也适量刊登理论分析文章。例如，傅弭、罗天杰在第2卷第８—12期连载的《敌人在华北、华中沦陷区的经济侵略》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对日本在华掠夺资源、进行经济侵略的行径，按经济部门分门别类进行统计，详细占有材料，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资源条件，所得出的在其表面强大的背后是本质的虚弱的结论令人信服，为党中央抗战相持阶段的决策，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有力根据。数篇论述日军“南进”——战争走势的文章，则充分分析了日本统治阶层处境困难，维持战争的资源贫乏，从而预见其采取南进之举的必然性。“特写”《壮大中的日本工农学校》，则反映了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中的日本人如何改造成长为反战战士的生动过程。另外，除刊载为军事斗争服务的各类文献、资料外，还有一些属于当时延安《解放日报》等报刊不宜公开发表的材料，如“电讯中的日本动态”(专栏)等。

《敌伪研究》月刊，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日本问题研究会敌伪研究社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1941年5月20日出版的创刊号，为了增强宣传效果，采用了套色封面。画面是一柄放大镜下扛着旗子的日军，意为更切近、更细微地观察日本。其办刊目的开宗明义：“对于敌伪的各种政策及活动，特别是关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做出有系统的研究与介绍，然而它将尽可能地收集各种有关敌伪材料，帮助各个工作岗位上的同志，做出经常对于敌伪研究与对敌斗争的一种参考材料。” [24] 在这一期的《敌伪研究》月刊上，开篇发表了八路军前总宣传部部长李大章的文章《面向敌人，加紧对敌斗争》，对上述办刊宗旨和对敌斗争策略，进行了精辟阐述。

我们注意到，《敌伪研究》的许多作者，是当时八路军的高级军政领导人，如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军工部政委赖际发、敌工部部长张香山等。他们在戎马倥偬中为杂志撰稿，因此杂志的政策指导性很强。1941年8月1日《敌伪研究》第3期以深陷泥潭的日本兵为封面画，描画出抗日战场的总趋势。在“时评”栏之后，刊载罗瑞卿撰写的《展开全面的对敌工作》一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地分析了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华北的4年抗战历程，指出“共产党、八路军成功地拖住了敌2/5的兵力，在艰难困苦之中，不仅它们要抗击穷凶极恶的日军，而且还要打击那些亲日派与反共顽固派来自背后的袭击，打破了共产党‘游而不击’的谎言”。同时，该文也冷静分析道，敌人是一个“近代化”的敌人，虽对其有所削弱，但敌优我劣的形势，仍然没有发生基本变化，而且敌愈困难愈失败，愈要做垂死挣扎。为此“要研究敌人，注意敌人的‘特长’。正确地认识敌人，并从这些认识上确立我们的对策，打消‘恐日病’，树立敌人一定失败、我们一定胜利的信念”。在对敌伪研究方面，一些文章建议大力加强组织建设，建立健全研究和进行敌伪工作的各种组织，如设立各级敌工部、敌伪工作委员会等。

尽管这些杂志的发行时间都不长，形式不拘，发行量也并不大，且有一些限于“中级干部参考”的阅读范围(如《敌国汇报》)，但它们在三四十年代日本研究杂志大发展的高潮中，有如“万绿丛中一点红”。更为重要的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日本研究，通过这些载体及其他媒介 [25] ，提高了人们对日本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坚定了必胜信心，鼓舞根据地和全国军民走向抗战的全面胜利。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指出的，革命的迅速胜利是同党的出版物有联系的。

而且，另一方面，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日本研究杂志，还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日本研究杂志一道，共同促进了中国早期日本学的建立和发展。这一时期经常在这些杂志上撰稿、发表译作主要日本研究人员，在战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日本研究和对日工作中，起到了中坚骨干作用。有些人如今已届耄耋之年，仍辛勤笔耕于日本研究领域。这也是需要特别提到的重要之点。

时序递嬗，物换星移。今天，人类已经走近了21世纪的门槛。中日友好合作关系日益稳定发展，中国的日本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堂而皇之登上泱泱学坛，尤其是一批时代特色鲜明、自身特点突出的日本研究杂志纷纷涌现，形成蔚为大观之势。抚今追昔，令人感慨系之。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研究杂志不应为人们所淡忘。因为，它们不仅在当时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也为今天留下了可资研究的生动材料。

参考文献：

[①] 王凤超：《中国报刊史话》，商务印书馆1991年12月版。

[②] 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编：《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8月版。

[③] 吉少甫主编：《中国出版简史》，学林出版社1991年11月版，第452页。

[④] 参见李书成：《中国的日本学研究》，载《中国日本学年鉴(1992)》，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9月版。

[⑤] 此外，《日本研究》的出版者还为扩大知名度和发行量，一方面登报发广告，另一方面邮寄2700余封信函，分致留日归国学生以征求订户。

[⑥] 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

[⑦] 北平人人书店当时经销日本书籍、杂志，发行量很大。

[⑧] 《马克思经济学大纲》(博尔哈特著、田中九一译)、《社会思想史》(施泰因著、协调会译)，东京改造社1930、1934年分别出版。

[⑨] 光华书局的四大刊物是《日本》、《读书月刊》、《新学生》、《南风月刊》。[⑩] 四川大学、复旦大学哲学系资料室编：《1900—1949年全国主要报刊哲学论文资料索引》，商务印书馆1989年10月版。

[11] 南京日本研究会编：《日本评论三日刊》第3期“通讯”，1931年11月16日。

[12] 日本评论社编：《日本评论》，1943年第16卷第14期封二“美国驻华大使馆学术资料处来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