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及其社会民主主义的全球化观

【摘要】本文分析了作为民主社会主义新一代理论代表和“英国新工党精神导师”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全球化观点，认为他的全球化观点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有着基础性意义。【关键词】社会民主主义；全球化；社会民主党 　　20 世纪90 年代初以来，全球化已逐渐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社会现象和热门话题。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跨国组织、社会团体和社会各部门，都力图从各自视角对迅速扩展中的全球化进程做出不同的解释，并努力确立自身在这一重大性变革中的领先或有利地位，当然各社会主义力量也不例外。本文基于对全球化进程理解的三维向度框架，重点分析作为民主社会主义新一代理论代表和“英国新工党精神导师”安东尼·吉登斯的全球化观点，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在解读全球化进程中的得与失。 　　一、理解全球化的三个基本向度 　　尽管全球化现象已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难以回避的客观现实，但迄今为止仍然很难说全球化是一个规范意义上的严格的学术概念，因为不同学科的不同学者对它依然有着十分不同的解释。概括地说，人们对全球化的理论阐释包括三个层面，或者说三个基本向度： 　　一是全球化的内容向度。尽管从外表上看，人们对全球化可能有各种不同界定，但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讨论最多的是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可以说，目前真正已经得到全球性认同的全球化领域正是经济全球化。[1 ]经济自由化政策与、通讯技术推动下的世界贸易、直接对外投资、跨国资本流动的大幅度增加和全球性交通、通讯系统的出现，是日益扩大的全球化的主要标志，而业和大规模跨国公司无疑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领域。1992 年从欧洲开始并一直持续到1998 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日周转达万亿美元的货币兑换交易量，可以说是世界金融业进入全球化时代的明显例证。由于金融资本和大跨国公司对于当今世界单体经济包括欧美经济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完全可以说，任何开放性经济都已经成为全球化经济的一个部分了，尽管仍然不能因此说世界经济已是一种全球经济。比如，保尔·赫斯特(Paul Hirst) 和格拉汉姆·汤普森( Graham Thompson) 基于对欧盟和美国对外贸易流向的分析认为，目前的世界经济还远没有建立起“全面全球化的经济”。[2] 　　当然，不同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和程度还有着不同的认识。制度主义学派认为，全球化是一个远远大于任何一个单体国家资本与经济实力的、服从全球统一规则制度的全球性市场经济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制度向全世界的在规模与深度上的扩展，因而全球化经济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也可以说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长期发展过程的一个新阶段，因此，全球化是全球性扩张的西方市场的帝国主义化，是以世界各国的全球化牺牲品为代价的。在他们看来，全球化导致的不仅仅是一个世界性统一市场的形成，而且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运行规则的全面接受。学派则认为，全球化既是一个现实，也是一个增长中的网络过程。其中一些学者认为，这一形成中的网络将是一个一体化的整体，相互依赖的增加、经济转移范围的扩大和权力的集中化是其主要特征；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首先导致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心间的更密切联系，而不是吸纳其它地区加入全球性市场的世界范围的量的扩大。 　　大多数学者都同意经济全球化广泛的社会影响，包括对社会政治民主化的推动作用，但很少有人公开谈论社会和政治的全球化或“全球化的社会与政治”，因为人们会面临着更多的判定尺度或主观因素的困扰。尽管80 年代末开始的世界性政治民主化浪潮的确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有着时间上的相关性，但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与实践上都还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因为，无论在社会政治制度层面还是文化价值理念层面上，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政治模式都不仅在走向全球市场经济的广大发展家遇到了强烈的抵制，而且在进入“后”、“后现代”、“后传统”社会的欧美国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至少目前我们仍然很难说，经济全球化一定会导致人类社会政治的全球化，更不能说全球化将是一种“欧洲化”或“美国化”。 　　二是全球化的空间向度。从理论上说，全球化应该是一个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的过程，那将意味着影响现代人生活的地域性、局部性因素停止发挥作用。但是，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现实的全球化进程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均质的、平行推进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只有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能够较好地适应这样一种变革趋势，或者它们在这样一种历史性变革中处于有利位置而具有较高的全球化水平。这其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是，世界某些国家或地区为适应全球化的经济社会需要而率先联合起来，从而体现为一种区域一体化的过程。现在看来，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实质上是一个统一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二者不仅是相互补充的，而且甚至是互为因果的。[ 3 ] 全球化的需要导致了区域一体化的启动与进展，而区域一体化的任何进展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种具体体现。更进一步说，区域一体化所实现的并不只是对跨国性经济社会需要的满足，而是创造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并最终实现人类社会全球性治理(governance) 的经济与社会政治结构形式。[ 4 ] (p148) 据此来看，美国、欧盟无疑是当今世界全球化水平最高的大陆或地区，而东盟、中南美洲集团、非洲联盟等地区的全球化水平则要低得多。因此，空间向度下考察全球化进程的基本结论是：全球化仍然呈现为一个存在不同区域性整体基础上的整合过程，而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依然居于这一进程的源头或核心地位。 　　三是全球化的时间向度。对全球化进程起始时间确定的困难，既与人们对它的内容向度和空间向度的不同理解有关，也在于人类社会发展本身的连续性。我们既可以将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理解为一个不断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也可以用美国或者欧盟那样高度一体化的标准来衡量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水平，相应地，我们也会找到世界全球化发展的不同历史起点。有关全球化的历史起点，国内外学者分歧很大。有些国外学者将这一起点规定得较早，比如佛兰克认为，早在1500 年前，全球的贸易网络已经遍布从欧亚大陆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几乎所有地区； 亚克·阿达则认为，全球化是在将近1000 年前始于地中海沿岸，并随着地理大发现而取得了决定性发展的过程； 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提出，16 世纪全球迎来了一个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欧洲式的世界经济； 俄鲁克和威廉姆森则将经济全球化的起点规定在1828 年，依据是那年商品的相对价格出现了明显的趋同。但是，多数学者一般认为，全球化始于工业革命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他们分别将1640 年、19 世纪末20 世纪初、20 世纪50 年代、20 世纪80 年代末视为全球化的现实起点或不同发展阶段。[ 5 ]笔者认为，主张全球化进程始于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的看法似乎更有道理，因为我们可以从那时全球性议题重要性的突显、欧洲一体化的加速、苏东经济社会转型、拉美与非洲民主化浪潮等重大事件中，找到更多世界全球化发展的证据。 　　确定一个全球化内容、空间和时间三维向度的分析框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场经济、社会、环境历史性变革进程的特点与性质。所谓全球化，尽管可以追溯到人类现代社会的早期甚至更远，可以涉及到当代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但它自始至今都具有强烈的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与制度世界性扩散的色彩。这可以说是全球化这枚硬币难以剥离的两面。 　　全球化无疑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严峻挑战，它们必须力争从充满制度性、规则性歧视的世界经贸一体化中获得最大利益，在对国际经济贸易激烈竞争的参与中逐步确立自己可持续的和有市场竞争力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社会发展模式。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全球化提出的挑战并不只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它也构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背景与条件。既然全球化进程首先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与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那么我们可以预期，这些国家传统的社会政治制度及其调控机制也将面临着更大的挑战[6] ，因为所有的主导性政治力量必须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和及时的战略调整。 二、安东尼·吉登斯及其社会民主主义的全球化观点 　　应该说，全球化对于安东尼·吉登斯的整个“激进政治理论”或“第三条道路”来说只具有基础或背景的意义，尽管这很可能是它最基础性和最重要的背景之一。因为，正是全球化影响的不断增强、后传统社会的出现和社会反思性的扩展，构成了他整个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框架的现实基础。基于理解全球化的三维向度分析框架，安东尼·吉登斯及其社会民主主义的全球化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全球化不仅是经济贸易的世界一体化，更是公众生活时空的全球化。 　　一方面，吉登斯承认经济贸易的全球化发展是全球化的基本方面，是“一般理解意义上的全球化”。他指出： “经济全球化是我们正在面临的现实，而且，它不仅只是过去年代的趋势的某种延续或者恢复。在许多贸易仍保持着区域性的同时，在金融市场的层面上确实存在着一种‘全面全球化的经济’。”[ 4 ] (p33) 另一方面，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标志着社会公众生活时空的巨大转变。在他看来，全球化不仅仅或者说主要不是一个经济现象，而且不应该被等同于出现了一个世界体系，它实质上是关于空间和时间的转变，即所谓“远距离行动”。“如果只是将全球化的观念应用于字面意义上的‘世界范围内的联系’，并且视其为仅仅是、或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过程，那么，对全球化这一观念就会产生误解。全球化，它的内容无论如何也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是我们生活中的时空巨变。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无论其是否是经济方面的，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做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往往是全球性的。”[ 4 ] (p33) 可见，吉登斯对全球化认识的重点明显地放在了经济全球化已经或即将产生的社会后果方面，而不是承认经济贸易的依赖性这一客观事实上，认为全球化所导致的不仅是国际新秩序和力量对比变化，而且是社会组织和人们日常生活本身的改变，这构成了新时期左翼政治思考的重要起点。 　　第二，全球化是一个充满复杂性、多样化的过程，而不只是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单向度扩张的过程。 　　一方面，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及其精神固然很重要，但并不是影响全球化的唯一主导性力量，其结果也不只是单向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扩张冲动，像过去一样，不断地给全球化过程加油。然而，资本主义绝不是影响全球化的唯一力量，今天它对世界的冲击比以前更复杂和全面。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中国和其他继续坚持共产主义的国家经济增长机制的转轨，出现了一种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全面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不过，这种经济比以前更加彻底地加入了反思机制，而且不断地分散化，不管强大的西方国家和机构是否继续坚持对‘边缘’国家的控制。”[7] (p91 - 92) 另一方面，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是一个比单纯资本主义扩张更复杂和充满多样性的过程。“全球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各种过程的复合，这些过程经常相互矛盾，产生了冲突、不和谐以及新的分层形式。 　　我们不应该把全球化当作是一种单一方向的统一过程，而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变化倾向，其结果是混杂的，而且往往是矛盾的。全球化含有世界社群观念，但不产生它；这样的社群可以由一体化影响来标志，也可以用‘坏事’的全球化来标志。”[ 7 ] (p5 、85)吉登斯总的看法是，资本主义市场和生产关系的全球化，当然意味着使大规模跨国性公司取得国家经济和国际经济中更大主导地位的一面，但全球化的深入扩展还包含着通过削弱民族国家与资本家之间的垄断性合作和增强区域一体化，从而打破国家经济中存在的垄断或寡头现象的另一面。也就是说，一直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大规模跨国性公司并不总是一直受益或无所顾忌的，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影响不仅是全方位的，而且是多重性的，它不仅构成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严重生存挑战，也会对西方发达社会的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变革压力，它不仅在促使世界沿着单一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方向发展，也在不断产生人类社会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要求与机遇。总之，他认为，全球化是超越了传统左右政治视野、但当代左翼政治必须予以正确应对的重大议题。 　　第三，全球化并不是一种宿命意义上的力量，传统主体如民族国家依然可以发挥它们的影响。 　　全球化进程中受到冲击最严重的传统政治主体无疑是民族国家。一方面，由于大规模跨国性公司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可以越来越自由地把资本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因而它在资本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中拥有了迅速膨胀的权力；另一方面，部分是为了适应经济贸易世界一体化的需要，许多原属于民族国家主权意义上的权力现在越来越多地让渡给超国家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如欧盟和其他亚国家机构，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和严格意义上的边界确实在减弱和变得模糊。因而，民族国家日益成为一种全球性多元治理框架中的成员，正在逐渐失去传统意义上的神圣性或威严。 　　但是，吉登斯明确提出，全球化既不是一种纯经济意义上的、也不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传统政治主体依然可以发挥积极的调控作用。“全球化似乎经常被说成是某种的力量，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国家、商业团体和其他组织积极地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 　　总的来说，全球化是一个范围广阔的进程，它受到政治与经济两种影响的合力推动。全球化，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中，在建立国际间新秩序和力量对比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4 ] (p35 - 36) 他进一步指出，由于全球化是一个在超国家层次、亚国家层次和区域之间同时展开的三向过程，民族国家并没有走向消亡，并且从总体上说，政府的活动范围与其说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而缩小，倒不如说是变得更为扩大了。“在政府、经济以及文化事务方面，各个国家仍然保留相当大的、对其国内公民和对外事务所享有的权力。它们将经常性地行使这些权力，只不过行使的范围限于它们彼此之间、它们同处的地区和区域之间、以及它们同各个跨国集团和组织之间的积极协作当中罢了。‘政府’因此变得同原来那种政府越来越不一样了，而且范围也变得更加宽泛。‘统理’ (governance)愈益成为富有意义的概念，它意味着某些类型的行政能力或规治能力。”[ 4 ] (p35) 　　三、全球化与社会民主主义：简短评论 　　首先应该指出，正如他自己承认的，吉登斯的全球化观点及其整个社会民主主义理论，都是以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为背景的[4 ] (p3) ，也就是说，他的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西方国家甚至英国版本的全球化理论。那么，我们应如何认识吉登斯及其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全球化观点呢? 笔者认为，以下三个方面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分析的视角： 　　一是吉登斯对全球化本身的理解。 　　概言之，吉登斯不仅是从经济贸易一体化、而且是从社会生活的层面来界定全球化的涵义的。他认为，全球化已经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实现的现实，24 小时运转的全球市场集中体现了它已达到的性高度； 全球化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仅仅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辐射式输出；目前的全球化是一个与即时全球通信和大规模运输工具的出现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新阶段，通过卫星成功转播的第一个广播节目是它的特定起点。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吉登斯所理解的全球化是一种长期并已得到广泛实现的全面全球化，或者说是一种社会政治后果已经充分显现的全球化。 　　如果考虑到吉登斯思考全球化问题的立足点，这一看法应该说有着很大的合理性。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发源地和长期核心，作为已经高度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欧盟的成员，英国无疑仍然是当今世界全球性发展的中心之一。这意味着，由于其强大的总体经济实力和领先的经济竞争力，英国和其它西方发达国家一样是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的最直接和最大的受益者。因而我们可以理解，吉登斯对经济贸易全球化及其社会文化影响的总体认识是积极、乐观的，根本不存在许多发展家持有的那种对全球化的恐惧感或疑虑心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英国也肯定是目前受到全球化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和地区之一。来自跨国公司和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压力，来自欧盟和民族国家权力转移的压力，来自社会公众和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的压力等，作为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的结果，已深刻影响到了二次大战以来形成的经济政治框架。可以说，全球化政治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已体现为公民的生活政治，不能不引起传统政治主体包括左翼政党的重视。 　　二是吉登斯理论与各种全球化理论的关系。 　　依照对全球化的态度，全球化理论可以大致分为三种[8 ] ： 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全球化是技术进步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商品经济生产与物质资源的合理化使用将最终推进到全球化的水平。具体地说，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市场自由论者，无条件地赞誉市场作为人类经济与社会生活调节者的功能，相信市场相对无序和残酷的竞争能够最终带来经济、社会的秩序与进步；而保守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或新右派，在承认全球化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担心全球化会给传统社会政治权威机构如民族国家、宗教、家庭及其价值观念可能带来的威胁，希望经济上的个人主义和生活多样化停止在国家与传统边界内。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事实上，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特性及其实质，认为资产阶级通过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过程，并直接摧毁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但是，马克思是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功绩时写这番话的，他并没有否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剥削性质及其历史局限性。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多关注的是全球化发展的消极方面，他们或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将淡化和削弱民主，因为它将破坏民主制度的稳定性和国家发挥功能的能力；或者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世界性扩张，因而必然将两大基本阶级的冲突扩展到世界水平。还有一种是依赖理论的观点。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早在70 年代就提出了“世界体系”的概念，作为他分析过去500 年来人类社会全球化发展的框架。按照他的看法，一方面国家和社会阶级日益服从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单个国家的发展也就处在了一个核心性模式对边缘性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有着重要影响的世界体系中。这一思路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为依赖理论，认为广大不发达国家的现状是16 世纪兴起、20 世纪达到顶点的资本主义不断扩张的结果，最终形成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扩张的依赖性格局，也就是说，全球性资本主义或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处于不发展状态的真正原因，因而发展中国家要想真正实现发展，就必须摆脱对少数发达国家的依赖性而实现自己的自主自立。 　　比照上述三种全球化理论，吉登斯的全球化观点恐怕还是应当划归社会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阵营，主要的依据是他特别关注全球化发展的社会政治后果，而不是经济贸易一体化发展本身。当然，他也不同于许多新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全球化趋势的资本主义性质及其阶级对立等话题，基本上在他的视野之外。 　　三是吉登斯理论与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关系。 　　按照吉登斯的解释，所谓社会民主主义或“第三条道路”，是对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新阶段形态的表述。概括地说，它的基本内涵是指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和老牌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一种超越，主要任务或目标则是通过积极应对西方社会面临的“五种两难困境”(即全球化、个人主义、左与右、政治的行动主体和生态问题) 特别是基于传统福利国家和公民社会的重建，实现左翼社会民主政治的再次复兴。[4] (p27) 　　应该承认，吉登斯的全球化观点对于他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有着基础性意义。与新自由主义不同，吉登斯认为全球化并非是一种纯经济的、自然的力量，除大规模跨国公司外，商业行会、国家、民间团体等都可以在其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命中注定的结果，而是受到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因素不断推动的过程； 全球化不仅仅限于经济贸易一体化的层面，造成的后果也不仅仅是利益、机会和确定性。正因为全球化不是一个既定的结果而是一个正在不断展开的过程，正因为全球化正在并将继续深刻影响着社会公众特别是下层公众生活的不同方面，所以左翼政治及其传统手段——国家依然可以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一个活跃的角色。与此同时，对社会下层公众生活影响的关注和对民主国家功能的信赖，又使吉登斯明显地继承与延续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要旨。可以认为，通过对全球化的这样一种积极阐释，社会民主主义及其政治主体——社会民主党，在已经到来的全球化时代中找到了一个坚实的政治立足点。 [1] Alasdair MacBean ，‘Glob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standards’，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欧洲和世界国际研讨会集》，2001 年。[2] Paul Hirst and Graham Thompson ，Globaliz ation in Question ( Cambridge ： Polity ，1996) ，p. 1.[3 ] 伍贻康： “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参见《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欧洲和世界国际研讨会论文集》。[4]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5 ] 佟家栋： “经济全球化与我们的对策”，参见《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欧洲和世界国际研讨会论文集》。[6 ] 林德山： “全球化发展与欧洲社会政治的变化”，参见《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欧洲和世界国际研讨会论文集》。[7] 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社会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8 ] He Li ：‘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cy in the developing count ries’，参见《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欧洲和世界国际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