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比较

[摘　要] 文章以瑞典和美国为例探讨不同意识形态政党对西方福利制度改革和“福利国家”的影响。认为不同性质的执政党具有不同的价值观， 代表不同的阶级、阶层的利益， 其价值理念必然会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也必定会影响国家模式的构建。我们必须认清现象背后的本质， 避免被表面的东西所迷惑， 不顾本国的实际盲目崇拜西方。同时， 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看待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提高国家福利、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方面的具体方法和措施， 善于吸收和借鉴其中科学合理的成份，为我所用。[关键词] 社会民主主义　自由主义　福利国家　瑞典　美国 　　“福利国家”是在资本主义市场发展下产生的国家类型， 通常包括混合经济、充分就业、收入均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内容在内的一系列政策目标， 其主旨在于通过政府的干预和调节， 尽量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贫困和不公平等问题， 以使资本主义制度趋向更为稳定和合理。在西方， 社会福利问题历来是各党派之间激烈争论的重大问题。不同的政党和力量对“福利国家”的态度和主张有所不同， 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政党上台执政， 都必然会推行自己的政策主张， 因而不同政党、不同政治力量的发展变化无疑会对福利经济制度的改革及“福利国家”的发展方向产生影响。 　　一 　　社会民主主义是100多年来西方社会主义的主要形态， 这是一种温和的、议会制的社会改良主义， 它是欧洲各国工人阶级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统称“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 的政治意识形态。其思想渊源可以上溯到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 以及后来的英国宪章派、法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德国的拉萨尔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 　　它们依靠国家帮助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 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同时， 自由主义的自由与宪政思想， 对社会民主主义也有重要影响。[ 1 ] (P44)民主与改良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理念， 1951年的《法兰克福宣言》将民主社会主义确立为社会党国际的纲领目标。这一目标经过曲折发展的过程最终形成自由、公正、互助的基本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理念产生的基础，对国家福利制度的改革和福利国家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首先，强调平等的生活机会和全面的社会保障。在社会民主党要建立与完善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三项基本价值中， 自由是处于第一位的， 但这一自由观有别于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 它强调的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和参与社会和政治的自由，而不是摆脱外在的束缚和限制。正如《柏林纲领》所指出的，社会民主党谋求建立这样一种社会： 在这个社会里， 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并能负责地参加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而这种自由要求能够摆脱令人屈辱的依附性，摆脱困苦与恐惧。它认为， 只有那些感到自己在社会福利方面已得到充分保障的人， 才能利用自己争取自由的机会， 因此，为了争取自由， 必须要求平等的生活机会和全面的社会保障。 　　其次， 强调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必要性。民主社会主义的公正是建立在所有人具有同等尊严这一基础之上的， 要求在、自由、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社会保障上享受同等的机会；要求收入、财产和权力方面具有更多的平等。这种平等与西方自由主义所提倡的机会平等相比， 更多强调的是结果的平等。而这种结果平等， 必须借助于国家权力手段才能争取得到。 　　再次， 强调建立人道的理想社会， 反对西方的个人主义。互助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三个基本价值。民主社会主义认为， 人是具有个性与社会性的生命， 互助是弱者在争取自身权利斗争中的一种武器， 人的个性只能在同自己的同胞的合作共处中得到发展， 只有我们乐于彼此承担责任， 并愿意其他人获得自由时， 我们才能作为自由与平等的人共同过着人道的生活。因此， 没有互助， 就没有人道的生活。另外， 互助也是增加个人发展机会的条件， 只有共同行动， 而不是利己的个人主义， 才能创造和确保个人自决的前提。[ 1 ] (P249)自由主义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 私有权与宪政自由是其核心理念， 强调个人的自由、平等、政府干涉的有限性。纵观自由主义的发展， 300多年来， 自由主义经历了传统自由主义(又称古典自由主义) 到自由主义两个发展时期， 其演化与发展一方面是顺应时代变化和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变迁的需要， 另一方面这一变化和演进也对西方社会的政治思想、政治实践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20 - 30年代， 在西方国家确立和风行的现代自由主义即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 　　自由主义以个人自由为核心强调私有制与宪政自由， 新自由主义虽然仍以维护个人自由为核心， 但为了适应20世纪新的形势需要， 表现出了更多自己的特点： 　　首先， 认为自由不仅是一种个人权利， 更多的是社会的一种必要。主张国家为每个公民自由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社会条件， 提供更有利的社会环境， 国家要更广泛地干预政治、经济、等活动， 为公民提供广泛的公共福利。社会条件的改善和公共福利的增多将有助于自由的发展， 国家与社会通过给予个人以更大的安全保障来给予个人更大自由。 　　其次， 强调平等对于自由的意义。认为以平等为基础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 建立在不平等之上的自由只能导致特权，扶助弱者， 赋予他们更充分的发展机会就是为平等的自由创造条件。国家应为这种发展提供社会条件，创造机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这里的平等强调的是个人发展机会的平等， 而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结果平等观。 　　再次， 提出国家干涉调节利益矛盾， 减少贫富差距。认为经济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根本问题， 其结症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收入的分配不合理，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导致了“消费不足”， 从而造成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国家必须干涉经济， 把社会福利问题作为解决占有和分配不平等的关键。主张制定新的国家税收政策和国有化计划， 建立混合经济， 通过社会改良大力发展社会福利， 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条件， 从而化解资本主义存在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 新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持基本肯定的态度， 它无非是在坚持维护自由传统时努力把传统自由转到社会改革的方向上来， 在不背离资产阶级基本价值观的基础之上， 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持续稳定发展而提出了福利国家的理念。而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于大多数工人阶级和中间阶层的利益， 它所推行的福利国家理念则旨在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渐进式改良来促使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 其最高价值目标是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 　　二 　　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代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哲学， 两者都为福利国家的创立作出过贡献， 但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异， 两种不同性质的执政党所推行的国家政策， 对福利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带来了不同的影响。从而它们所建立的福利国家模式也存在较大差异， 下面我们就以瑞典和美国为例加以说明。 　　首先， 从社会福利的保障机制来看。瑞典把为每个社会成员谋福利、消除两极分化， 看作是社会集体的责任， 因此在那里社会福利分配中的市场机制受到很大限制。它通过把各种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普遍化、法律化的方式将福利制度变成了基本的国家制度， 使国家在社会福利的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美国， 社会福利的分配则以市场为主导， 国家只起从属的、辅助性的作用。这主要是根植于这一理念： 个人价值的追求高于集体利益， 个人要对自己负责， 个人应找机会来改进自己； 绝大多数人能够谋得自己所需的福利， 社会保障制度只会导致个人对国家的依赖， 它不仅滥用了纳税人的财富，而且会导致受惠者渐渐丧失谋生能力； 国家只帮助少数不能自助的人。因此， 在福利保障制度方面， 美国反对以平等和福利为目的的收入再分配政策， 而更倾向于减少税收， 以私营机构等非政府机构来管理有关社会保障的公共事务， 并且倾向于政府决策分散化， 加强地方政府的作用。 　　其次， 从社会福利保障政策的构成及资金来源来看。瑞典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医疗保健三大部分。其主要内容有5个方面。(1) 父母福利， 主要对孕期和哺乳期妇女的保障政策。(2) 儿童福利， 主要是针对儿童的生活、教育、医疗等福利保障政策。(3) 医疗保险与补贴。所有公民基本享受免费医疗。(4) 老人福利。所有公民退休后均可领取养老金。此外， 还提供收费低廉的养老院， 为不住养老院的老人提供住房补贴和各种优惠服务等。(5) 失业和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由工会经营， 30%资金来自会员会费， 70%由政府资助， 在对失业者和工伤人员进行补贴的同时， 为了减少失业人数， 国家每年还拿出大量资金进行职业培训。[ 2 ] (P85)瑞典人一般不需要直接交纳较多的社会保障费用， 就可以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社会保障， 政府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居全球之冠。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供的材料， 1983年度该组织23个成员国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平均为1929美元， 其中瑞典人均支出高达3649美元， 荷兰为3133美元， 法国为2961美元。再从社会保障总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来看， 1987年瑞典占40117% ， 而法国占36119% ， 英国占25115% ，美国仅占16112%。[ 3 ]虽然由于高福利所带来的沉重的财政负担迫使政府紧缩开支， 但直到90年代末， 瑞典的福利水平仍在全球首屈一指， 政府支出仍占国内生产总值60% ， 远远超过美国的32%。[ 2 ] (P202)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括社会保险、公共帮助和社会服务三大部分。总体而言， 社会保险和公共帮助主要提供金钱与物质帮助， 社会服务则主要提供劝导、看护、保护、关怀、照料、教育、训练等方面的服务。而社会保险与公共帮助之间也有差别， 前者采取由政府作担保的保险合同方式，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解决的重点问题是老人退休养老与医疗保健， 盲人和残疾人的生活与医疗保障， 失业者的生活补偿和就业者的工伤事故补偿。后者则具有明显的慈善性、施舍性、救济性特征， 其严格的收入和财产状况审查规定令申请人望而生畏。总之， 社会服务、社会保险和公共帮助从不同角度发挥作用， 向社会成员提供人力、财力和物力帮助和服务， 提供经济安全与社会保障。[ 4 ]社会保障项目和失业保险项目采用基金化的运作方式： 政府征收工资税构成两个专门的保险基金， 保险开支完全由基金负担， 政府不再直接投入资金。 　　而在欧洲国家的同类项目中， 公共开支一般要占资金来源的三成左右。另外， 美国没有瑞典那样面向全民的国民医疗保健制度， 政府只负责65岁以上老人的医疗保险， 其他公民的医疗保健由商业保险来实施， 老年人的医疗保险是美国社会保障制度中直接公共开支最多的部分。[ 5 ] 　　第三， 从社会福利保障的覆盖面来看。瑞典福利制度的最大特点是普遍充分，人人享有， 从摇篮到坟墓， 生老病死都由政府包办， 福利水平高， 覆盖面广， 并且由于国家在社会福利的实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社会保障分配的商业性运作受到限制， 福利保障资金主要由政府税收提供， 从而保障了公民人人享受社会福利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总体上看，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小得多， 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缺乏全民健康保险和家庭生活津贴这两个重要方案， 而且在执行现存方案中的偏差也是十分明显的。例如据估计， 美国目前大约有3700万人没有享受任何形式的医疗健康保险， 约占人口的15%。不能为集体医疗项目所覆盖的人发现， 购买私人健康保险日益困难， 有些穷人根本付不起帐单。[ 6 ] 　　第四， 从社会福利政策实施的结果来看。完备的社会福利制度使广大瑞典人民的生活得到基本的保障， 且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人均住房面积在20世纪70年代已达40平方米。由于实行严格的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制和“收入均等化”， 并通过工会和雇主联合会的长期谈判， 瑞典形成全国统一的“团结一致的工资政策”。劳资收入在净产值中所占比重由50年代的1∶1， 上升到60年代的2∶1， 70年代又上升到3∶1， 居民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差距由税前的15∶1降为税后的4∶1， 大大缩小了贫富差距， 缓和了阶级矛盾， 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发展， [ 2 ] (P186) 从而形成了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的和谐稳定的“瑞典模式”。相比于瑞典， 美国也许从来就算不上“福利国家”， 美国既没有瑞典那样面向全体公民的社会福利制度， 也没有以居住权或公民权为条件的社会福利。[ 3 ] (P253)总体上看，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小得多， 转移支付部分比不上瑞典， 社会再分配程度也不大。此外，美国政府还多采用税收补贴等间接开支形式， 以及以为核心的社会保障运行机制，来加强社会福利项目的针对性。这种差距的深刻根源在于富人政治和不合理的社会分配制度。作为富人利益的代言人， 共和党和民主党长期以来操纵着美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美国两党政客在消除社会贫困问题上所采取的迟疑、动摇， 甚至缺乏诚意的态度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主导思想只是想防止贫困加剧， 而不是消灭贫困本身。 　　三 　　任何社会的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无论是高举自由主义大旗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或是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 它们所推行的福利国家制度所走过的历程基本可以概括为： 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政府失灵——私有化趋势。从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到通过政策干预推行福利国家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再到70年代经济再次停滞不前， 福利国家陷入了困境， 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党还是欧洲无产阶级政党， 都在这一波折起伏的过程中不断经验、接受教训。 　　20世纪70年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持续的高失业率， 高通货膨胀率和低经济增长率并存的“滞胀困境”， 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开始向国家干预主义猛烈进攻， 各国保守党纷纷上台执政， 大力推行私有化， 解放市场， 削减福利， 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自由放任复归。此时政府干预的减少虽然刺激了经济的恢复， 但经济增长基本是在低迷中徘徊， 导致失业率提高， 贫富分化加剧， 社会福利减少。面对保守派的挑战和其政策造成的新矛盾与新问题， 90年代美国民主党领袖克林顿上台以后推行了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质是试图超越传统的自由和保守的对立， 在这两个传统模式之外寻找一种解决现实问题的折衷办法。其具体措施主要是： 在不否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前提下， 对原有的政策和措施进行改革，提高福利制度的效率， 减轻政府负担； 在强调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 主张充分利用政府的力量推动经济的繁荣； 同时改革政府， 提高政府的效能和活力。[ 1 ] (P134)克林顿的“第三条道路”虽然在社会公平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但在经济增长和政府改革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美国的经济实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持续增长。 　　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瑞典， 由于高福利导致的高税收提高了产品的成本， 影响了瑞典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瑞典的经济开始走下坡路， 福利制度受到了挑战。为了总结瑞典的经验， 完善其体制道路， 许多经济学家、工会理论家和社民党领袖纷纷反思“瑞典模式”， 提出实行“职能社会主义”， 即在明确财产私有权的条件下， 对部分所有权进行社会化， 限定资本家决定工资的权力， 强迫他们交高额累进税， 然后实行国民收入再分配以实现高福利。此时， 瑞典的经济民主化立法进一步限制了雇主的权力， 扩大了工人和工会的利益和权力， 被认为是西方最有利于工人的劳资关系立法。[ 2 ] (P190) 　　由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陷入严重的经济滞胀， 瑞典未能幸免1976年的社民党下台， 瑞典的“福利社会主义”、“职能社会主义”相继陷入困境。此时的社会民主党人意识到： 瑞典仍保留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工人阶级仍处于被剥削的地位， 必须从限制资本发展到剥夺资本。于是社会民主党在1984年重新上台执政后推行了独具特色的“基金社会主义”政策， 其实质是将的部分利润的所有权， 由资本家手中转变为工人的集体财产， 并用于再投资， 形成不断扩大的公有制， 通过这种温和渐进的方式， 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与此同时， 还较大程度地调整了福利政策， 在强调坚持接受社会福利帮助是人们的基本权利的同时， 还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义务， 将有些福利项目由单纯享受型向基金交纳型过渡。这期间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在作为执政党从全盛到衰落再到重新上台执政的过程中， 总结了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 同时为了适应国内外、经济的变化发展， 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和务实性， 改变了许多理论上、纲领上的提法， 进一步淡化了阶级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 　　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70年代也开始了新的探索， 90年代后期又纷纷有了“第三条道路”的新提法， 其实质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左价值观即“团结、社会公正、责任和机会这些传统的价值观”[ 2 ] (P207)的同时抛弃一些过时意识形态的束缚， 即指“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维护生产者利益的左的思想支配的观念”， [ 2 ] (P207)也就是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观念。“第三条道路”和瑞典的革新， 总的说来不是理论、纲领、道路、模式的重大变革， 仅仅是社会民主党政策和策略上的调整。“当然也不同于克林顿的‘第三条道路’， 克林顿的提法只是表明了他的主张不同于里根的新保守主义， 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 他所关注的是经济的增长， 避免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等具体实际的目标。”[ 2 ] (P207) 　　总的说来， 两种“第三条道路”都是顺应形势的实际的明智选择， 是两类政治有巨大差异执政党执政策略的新调整， 二者只是在内容上有些趋同罢了， 最终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效， 我们只有拭目以待了。 　　四 　　从以上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 不同性质的执政党具有不同的价值观， 代表不同的阶级、阶层的利益， 其价值理念必然会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也必定影响国家模式的构建。当代西方思潮中的国家干预主义、放任自由主义， 抑或是克林顿的“第三条道路”都是高举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大旗， 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都把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民主看成是具有普世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永恒制度， 他们所推行的一切政策都是为了完善和加强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必须认清现象背后的本质， 避免被表面的东西所迷惑， 不顾本国的实际盲目崇拜西方。 　　其次， 欧洲社会民主党在探索改良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面临巨大的困难和艰难的调整， 但从的经验看， 社民党善于总结失败与成功的经验教训， 顺应历史的发展， 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解决新问题， 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 依据事物发展的实际情况革新自己的政策纲领， 使自己较快地摆脱了困境， 这是值得研究的。 　　再次， 无论是资本主义或是社会民主主义， 在促进福利制度的建设、消除两极分化、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劳资关系等方面) 的一些方法和政策上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且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研究还表现出相当的深刻性， 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解决市场经济问题、消除两极分化现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线索。　[][1] 徐大同. 西方政治思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2] 施九青.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M]. 天津： 社会院出版社，2000.[3] 姜守明，耿亮. 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概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2.[4] 姜守明. 美国的贫穷问题与社会保障制度[J] .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2).[5] 刘潇潇. 社会福利制度国家差别的原因初探[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5).[6] 姜守明. 试论当代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