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差异——对象、目的、功能与方法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0
不过，虽都是政治文化研究，而且在专业术语和一些概念上不无彼此沿用之处，但中美政治文化研究之间却存在显著的差异。从内容上看，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似乎完全是另辟奚径的独创，中国主流学者似有意要使这一研究与国际通行的政治学研究规范分道扬镳。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即中美政治文化研究兴起的不同社会背景、研究目的以及研究对象入手，力图透析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差异，并从中引出有益于中国当前政治文化研究的某些启示。
一 全球战略与政治文化研究在美国的兴起
一般地说，任何政治问题的研究总是产生于一定的政治需要，即便高度抽象的政治也脱离不开一定的时代、一定社会人群的政治需要。这既是古往今来政治研究的一条普遍，也是当今政治文化研究兴起的直接原因。
政治文化研究最初产生于本世纪50年代初的美国。这个时期正是二战后美国取得世界大国地位、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全球战略的时期。然而实际上，早在二战结束之前，美国政府出于战后如何处理日本的决策需要，就提出了研究异国文化的要求，并委托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就日本是否会投降，以及美国如何管制日本两大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在接受了这项任务后，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结合访谈调查和书刊、电影资料等实证研究，很快得出结论，认为日本人会投降，但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致美国政府的研究报告。事实证明，战后美国政府的决策与她的见解是相一致的。1946年，本尼迪克特将报告整理成《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一书出版。该书对50年代后美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1)
此后，随着美苏关系的紧张、遏止政策的出台，杜鲁门政府全面修改美国战时与苏联结盟的政策，开始推行以反共为特征、以争夺世界霸权为目标的全球战略。冷战的严酷事实，不仅给刚刚结束了战争的世界带来新的不安，而且使美国国内的保守反共势力异常活跃，50年代出现了以迫害进步人士而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造成了举国上下的“恐共症”。与此同时，美国还向许多国家输出“自由、民主”政治体制，但结果大部分都未获成功，反而出现了一系列军人独裁政权。为了顺利地推行全球战略，美国政府急需对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传统、现状有全面的了解，急需政治学研究人员提供这方面详实的研究报告。
为此，从1952年开始，在美国社会理事会的倡导之下，一批政治学研究人员展开了对各国政治制度的研究，特别是对共产主义及其行为方式的调查研究。他们纷纷走出书斋进入实际政治研究的天地，不仅对西方国家，而且更多的是对非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及民众心态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收集了一批详实的资料，为美国政治学界的比较政治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中，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在对美、英、法、意的若干名前共产党员进行访谈调查的基础上，写成《共产主义的感召力》（The Appeals of Communism, 1954）一书；派伊（Lician W. Pye）与阿尔蒙德合作，几乎用了一年的时间在马来西亚采访华裔共产党人。由此引发了他日后对东西方政治文化差异进一步探索的兴趣。(2)1953年的一天，美国政治学学会的政治行为委员会在社会科学理事会（SSRC）的本部召开会议，邀请刚刚从马来西亚回国的派伊和其他学者座谈对中国家的观感，这次会议直接促成了美国政治学学会比较政治委员会的成立。(3)
通过这种比较政治研究，一些学者开始怀疑40—50年代美国政治学界流行的权力观念。这种观念把权力概念等同于西方学领域中的货币概念，是政治学领域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核心概念；认为权力现象本身存在着一套适用于整个人类的普遍规律。这种观点从战前美国传统政治学，到战后美国国际政治学的开创者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政治发展理论的提倡者亨廷顿（Sumuel P. Huntington）都持相同的见解。然而，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阿尔蒙德、派伊等人却发现，由于对权力的特殊情感、态度和认知程度的影响，生活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社会条件下的人的政治行为是极不相同的，人类社会的权力现象并不是从古至今到处同一的。研究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文化因素是比较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4)
1956年，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阿尔蒙德在《政治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比较政治制度”的，第一次明确地对“政治文化”概念、方法给予界定和说明，使比较政治研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独立研究领域。
此后，以阿尔蒙德为首的一批政治学研究人员，设立了政治文化研究的一系列具体课题，并把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的新方法、手段引入这一领域，如：1957年开始的由阿尔蒙德、乌尔巴主持的对英、美、德、意、墨五国公民政治态度的调查和分析，这一项目在1962年完成，并出版了《公民文化》（1963）一书（The Civic Culture）；1958年开始由派伊主持的对缅甸进行的调查，由此而出版了《政治、人格与国家建设：缅甸对认同的寻求》（1962年）一书（Politics, Personality, and Nation Buildind）；阿尔蒙德与科曼还依实地调查写出了《发展中地区的政治》（1960年）一书（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等。
60、7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作为比较政治研究的一个分支盛极一时，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不仅增强了美国海外、跨国公司对外国政治的广泛了解，而且对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批从事政治文化研究的学者，阿尔蒙德、派伊等人都在美国政府或军队研究机构兼职，有的还是兰德公司的顾问。
总之，从政治文化研究在美国的兴起的过程可以看出，它是与二战后美国奉行的对外扩张的全球战略直接相联系的，是为美国政府的对外决策服务的。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决策的需要，没有美国二战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外扩张的战略态势，政治文化研究在美国的兴盛是根本不可能的。
二 走向化的与文化研究的多样化
中国政治学界开展政治文化研究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然，这是与70年代末中国结束旷日持久的“文革”内乱，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密不可分。从总的来说，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是重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客观社会需要，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理论思考。但具体来看，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开展却是由来自三个不同方向的思潮汇合而成，并由此向两个不同的方向。
首先，它是在海外华人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思潮影响下形成的。这种学术思潮从现代化压力下对面临危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开始，走向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然后又从西方文明的没落中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价值，并力图使之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相互融合。(5) 这种学术思潮从80年代初开始通过界在国内传播，并逐渐涉及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方向的理论思考，以及对中西政治价值观的理解、评价。从广义上看，它为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开创造了有利学术思想环境。
其次，它是在中国学者探索“文革”内乱原因的反思中形成的。文革结束后，知识界，以文学界、理论界为主的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会酿成这场灾难仅仅追究个别人物的责任是不够的，应当从文化因素中探索更深层的原因，应当更深入地研究中国人的民族性、国民性。要避免“文革”内乱的重现，必须重建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化结构。(6)这种思考以及由此而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对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开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最后，它是在西方政治学学术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从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政治学界的研究人员就接触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西方政治学。80年代中期，各种评介当代美国政治学研究的书籍、文章大量问世。伊斯顿、阿尔蒙德等人的政治系统分析理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林德布鲁姆的决策理论等等，在中国政治学界不再是生疏的学说。这其中，政治文化研究也被作为一种现代政治的实证研究方法给予广泛的介绍，并且引起了中国政治学研究人员的极大关注。
如果说，前两种学术思潮从客观上为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并间接地影响了这一研究的话，那么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思潮则是一种直接的影响。但是，中国学者在吸收和借鉴这一研究方法时，明显地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倾向。其一，一部分学者把政治文化研究当作一种经验、实证的方法，开始运用西方政治学量化的研究手段，如问卷式抽样调查、个案调查等，对公民政治心理、态度进行现实的研究。(7)其二，另一部分学者、也是占主导地位的大多数学者，则借助西方政治文化研究提供的一些基本概念、范畴和价值判断尺度，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规范理论研究。(8)这两种不同倾向也反映了中国从事政治学研究的人员结构特征，前一种倾向的人员以各级党政机关、或从属于党政机关的舆情调查机构的实际工作者为主；后一种倾向则主要是与从事政治理论研究相关的院校学术研究人员。前者以向上级党政领导机关提供了解社会舆论、民情调查报告为目的，对国家和政府决策过程产生间接的影响；后者侧重于面向各种对象，在政治价值观念上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值得注意的是，二者之间至今还没有形成相互联系的机制，几乎是彼此不向往来地进行着各自研究。虽然，目前部分高校政治学专业的中青年学者不断做出积极的努力，有意地把政治文化研究方法引入实际政治研究的范围，如一些大学对大学生思想方式、行为方式的调查研究；对某一特定地区居民政治态度进行的调查研究，等等。但是，由于缺乏进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机会和条件，现代政治学研究的新方法很难在中国的实际政治研究中得以广泛应用。因此，院校研究人员的政治文化研究基本上是以纯粹学术思想、原理和方法的阐释为主，侧重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另一方面，实际政治工作人员则忙于具体事物，无暇过问理论，在一些相关的研究课题上，使用政治文化、政治心理研究方法时本身就不够规范，基本上采取了就事论事的简单摹写、描绘现实的方式。因此，在大量事实材料的面前，缺乏对长期经验事实的整理概括、以及理论上的深入分析，难免让人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
总之，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展开过程中，出现了多学科、多渠道、多样化的特点。这反映了它主要是被当作一种现代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予以接受，而作为一种方法，当然是可以在涉及政治的广泛的领域中加以运用的。不过，在这种广泛的应用中，难免不出现对政治文化研究本身概念、范畴以及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解。也就是说，中国现有的政治文化研究，已经与政治文化研究当初被创立时的界定有了极不相同的含义。就此意义上而言，有必要在研究的对象、目的等问题上对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做一次认真的比较研究。
三 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三大显著差异
从中美政治文化研究兴起的过程看，大致有以下三个显著的差异。
1 、研究对象、功能上的多国比较与自我批判反思之差：
美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是由战后美国的国际地位及其对外扩张的全球战略决定的。从研究对象看，美国政治文化研究主要是把美国以外的国家、地区的政治文化模式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同时，政治文化研究是为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决策服务的，或为美国不同利益集团在海外、贸易的扩展服务的。
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是在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后，理论界围绕中国的现代化的目标、途径而形成的对本土政治文化价值的一次再确认。政治文化研究的主要功能尚不是为政府决策服务，而是借他山之石以攻中国传统文化之玉。当前中国学术界展开的政治文化研究，并没有脱离近代以来知识界研究文化问题的初衷。
比较之下可以看出，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都脱离不开一个面向世界、面向异文化的大背景。只有当一个民族被置身于这种开放的大环境中，政治文化的研究才可能提上日程。但同时也可以看出，中美间在政治文化研究的对象、主题、功能上存在显著的差异。简单地说，美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是以异文化为对象、以皈依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为主题、以为美国对外扩张的全球战略服务为其功能的。相反，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主要着力于批判地借鉴现代政治学研究中的新概念、范畴、以及新的价值观念，并借此重新认识、评价固有的传统政治文化。与当前中国大文化研究相同，明显地具有一种内向反思的特征。
2、自我文化中心与多元文化的宽容精神
中美两国都是文化大国，一个是现代文明的象征，西方“自由、民主”的代表。另一个是东方文明古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大国的地位很容易造成一种自我为中心的心态，这在中美政治文化研究中也有所反映。
与美国政府总是以“人权”为尺度去衡量其他国家一样，美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学者也总是透过西方“自由、民主”的眼镜去看待别国政治文化的。例如在阿尔蒙德等人的有关政治文化著述中，尽管他们一再声言政治文化研究的客观描述性，但在具体的比较过程中总是摆脱不了对别国政治文化的贬低、否定，以及对美国式所谓“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崇尚。这其中最让中国学者难于接受的是派伊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偏见，例如他讲，中国人的特点是欣赏欺诈、不愿承诺，相信外力而不是自身的力量，爱揣摩形势……，等等。显然，这种观点充满了对中国政治文化和中国人民族性的成见。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千百年来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以自我文化传统为中心的向心力，以致在历史上诸多外来异文化都被同化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之中。但自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以来，这种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心态终于被打破了。随着革命、救亡、再革命的社会变迁和新中国的诞生，以革命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代替了传统文化。但是从建国以来的文化变迁中，人们发现传统文化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至今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规范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事实证明，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仍将经历一场深刻的文化整合运动。但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与冲突、接近与疏离的文化变迁中，当代中国人再不会做出非此即彼的极端选择。改革开放以来的多元文化融合发展趋势已经使兼容并蓄的开放式的文化心态在中国公众中生了根，很少有人还带着偏见去看待某一种外来文化。同时，也很少有人借外来文化否定中国的本土文化。这种在多元文化整合过程中的文化宽容精神，是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繁荣昌盛的一种强大精神力量。
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中国学者在政治文化研究中并不存在自我为中心、排斥外来文化、否定别国政治制度、政治传统的问题，而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可能地了解、认识和介绍别国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当然就更谈不上象美国学者那样要让别的国家接受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
3、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同
如前所述，美国文化研究的兴起与美国政府决策过程的实际需要是分不开的，这无论在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的研究、还是后来阿尔蒙德与派伊等人的多国比较政治文化研究中都可以得到证实。因此，参与政府决策、影响决策过程是美国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
反之，学者的政治文化研究，尚未达到这样的水平，无论在中央政府还是在地方政府的决策过程中，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都没有直接的影响。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学者是以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为主，富于学理性、缺乏实际操作性，与现实政治文化建设有一定距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中，政治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政治的研究方法尚有待。
通过以上对中美政治文化研究进行的比较分析，大致可以对当前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有一定的了解。应当肯定地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悠久的大国，政治文化研究无论从传统思想文化还是从现实公众政治心理入手，都是大有可为的。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人员应当以往中外政治文化研究的经验，探索有益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建设、政治民主化发展的研究方式，为现代化的实现提供政治保证。
注释：
(1) 参见鲁思 . 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
(2) Lucian W . Pye : Asian Power and Politc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5 , pp.x .
(3) Ibid.,pp 351 .
(4) Ibid.,viii .
(5) 张君励“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参见周阳山 编《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展望》，时报出版公司，1971年1月，第75—93页。
(6) 参见沙连香 主编《中国民族性》编后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第337—341页。
(7) 参见闵琦《中国政治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8) 这方面有天津师范大学的许大同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群体、以及南开大学的刘泽华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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