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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塬上的候鸟——当代史边缘之麦客研究

来源：岁月联盟作者：胡钢田富强时间：2010-07-10

一把镰刀闯关中的麦客现象是传统农业文明的活化石，是甘肃特有的社会现象。千百年来，黄土高原上的农民用其粗糙的双手，撰写了一部厚重苍凉的西部麦客史⑴。

1、写作缘起

凡在关中生存之庶民，无论居处乡野或暂寄城镇，从少徂老，每至五黄六月，麦子将熟之时，总会看到成千上万衣着褴褛的农民肩扛行李，手拎镰刀，徒步前行，由西至东出现在大村小镇的道路之上。在这数十万多数来自甘肃的农友相帮下，经过一个龙口夺食的繁忙夏收，关中农民陶醉于粮食收获的满足之中。而这些被称为麦客的黄土高原上的候鸟或揣着几百元的票子或仅“混了个肚儿圆”，默默地不无留恋地沿来时的千山万水退回到即将进入麦熟期的自个家园去。“麦客是关中夏收的功臣”。他们收割了关中一半川地和约百分之八十山塬地区的麦子，每年麦收将至，关中人便“像盼援兵”一样跑到小集镇上盼麦客⑵。这是前收割机时代关中的独特人文景观。

然而，相沿五百余年、每年劳动力转移三十余万的麦客，并未得到学界应有之重视。秦晖(2000)称其在看到《麦客》一书书名后，很“有些震撼”，并不无惊讶地自问：“如今还有人记得他们”?⑶汪晖(2004)也颇多感慨：在80年代邵振国小说《麦客》发表后，虽有以此为题的电视剧、长篇通讯，但他“没有见到更多的人的关心”。他感慨道，当我们翻查档案、地方志等资料时，但见“朝代更迭、宗族源流、人物华表、官制荒政、烈女贤人、山川水泽”，“没有麦客、客工、赶场的只字片言”。对此，汪晖表示用不着惊奇，从古至今，多是如此。“用老侯(侯登科——笔者注)的话说：‘下苦人’三字就说明了一切”。他强调，在我们的文化源流中，“‘民’和‘人’是大有区别的。”⑷

2、研究综述

据笔者陋见所及，清代志书乾隆《宝鸡县志》(卷十二)⑸曾提及这一独特地域文化现象。《清诗纪事》(嘉庆朝卷)吴振棫所作之古风《麦客行》⑹曾再现甘肃“麦客”涌入陕西“打工”之生活画卷。1925年《新秦日报》有关于“麦客工阶之报道”⑺。当代比较系统追踪或留心这一现象者当提到侯登科、秦晖、汪晖、姬广武以及邵振国诸位。侯登科(1990—2000)集十余年功力追踪并纪实性抓拍麦客原汁原味之生存状态，是当代知识界较早触及这一“不可接触者”群体的人士之一⑻⑼。秦晖称其“有着许多‘名人’所没有的、或已经淡漠了的一颗平民百姓的古道热心，和从底层看社会的深刻洞察力”，并用镜头为当代史、也为后世留下了一部历史，“一部发生在号称中华文明摇篮、周秦辉煌、汉唐雄风之基的关中大地并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历史，一部事关衣食生存等人类生活基础但却常常被忽视的历史”⑽。秦晖(2000)较早关注麦客，并于其为侯的摄影集所作之序言中表达了这一关注与思考⑾。汪晖(2004)曾于2000年第10期《读者》杂志上发表了侯登科所摄之数幅黑白照片，并震撼人心地将这一底层民众之艰辛生活画面展示给知识界的所谓精英群体⑿。姬广武(2004)对麦客的渊源流变与今昔生存状况有精到分析⒀。当然，不得不提到邵振国(1984)绘声绘色描写麦客生活与情感的小说《麦客》。《麦客》虽为小说，但在将麦客这一群体作为文化加工之对象方面而言，的确开风气之先。在长期得不到知识界关注的情况下，即或是以小说这样的大学样式聚集麦客，也给关注该群体的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毕竟这一长期雪埋于当代史话语底层的社会群体首次得到以文字表述之机遇与荣宠⒁。

3、正文

3．1麦客眼里的关中

来自贫寒地区的甘肃麦客对富庶关中的歆羡是根植于潜意识之中的，连时下富有的房地产巨富、出生在甘肃天水的潘石屹都坦陈：“无论陕西人如何看我们甘肃人，甘肃心目中八百里秦川的陕西，是富裕的，是诱人的。”并津津乐道家乡之与陕西的“紧密”“联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这个地方是属于陕西，与甘肃省更西北的甘州、肃州的风俗习惯完全不一样，近代才把秦州划分到了甘肃。我们天水的许多语言、风俗、饮食习惯更像陕西，天水与陕西的联系更紧密。秦州人从历史上就是给陕西人当“麦客”，秦州人去当“麦客”时，总是带上一袋的炒面。有麦子割时，吃陕西人的饭，没有活干的日子，就吃自己带的炒面。所以，陕西人把我们秦州人叫“炒面客”，而把整个的甘肃人都叫“洋竽蛋”，因为甘肃人的主要的食物是土豆。”⒂麦客挂在嘴边的“挣钱不挣钱，落个肚子圆——逛世纪哩!”一个“逛”字透露出些许现实变化——也许外面的世界更精彩？⒃一句“逛世事哩”就印证了这一点。赵小罗的父亲是个“老麦客”，那年80岁了，说起赶场来，很有精神：“年轻时，年年跑关中。现在老了，几十年没去了，也不知如今啥世事。想在电视上看看去过的地方，眼窝不行，认不出。”他的话逗得儿孙们哈哈大笑。“笑啥?我赶场时全靠走路，南路翻秦岭，过双石铺，大散关到宝鸡，一走七八天，如今你们谁能服下?”⒄每到麦黄时节，他们带着满脸、满身的风尘和沧桑一路跋涉地向着遍地黄金、水土富饶的关中平原而来。⒅麦收时节，每当夜幕降临，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四面八方返回小镇的麦客，目睹车水马龙的小镇、身着入时夏装上街纳凉的居民和小镇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便觉自己与这花花世界无缘。因为仅衣着方面便不人流：“尽管白天太阳火辣辣的，但麦客们为防麦芒扎人都还穿着长裤长褂，汗味和麦味混在一起，身上散发着腾腾热气”。有人这样描述眼中的麦客：“几个来自甘肃华亭的麦客围坐在电线杆下，时不时伸着脖子向不远处的茶座张望，那儿，一群当地的姑娘小伙在唱卡拉OK。年轻的麦客看着他们，眼里充满了羡慕”⒆。

因为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异，使得麦客难以融人关中人群的生活。他们便心系一处，把对关中富庶生活之向往投注到对曾给关中带来巨大财富的农作物之热爱上。“一群一群的麦客，三三两两，戴着草帽，背着锋利无比的镰刀，他们经过了一块麦地，又经过了一块麦地。在属于别人的成熟与丰收面前，麦客们显得是那样的兴奋而又焦虑。他们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就等着哪一家的主人招呼一声，他们就会立即全副身心地投入到那海子似的麦地中，让手中铮亮的镰刀与麦子完成一次亲密接触，让汗水滚落大地，完成又一次交媾。”⒇

当然，关中地平人富，日子滋润如天堂。对于即将进入后传统农业社会的关中人的“懒，不爱惜粮食”，同为农人的甘肃同行也时有不以为然之感。前述同情麦客并作有《麦客行》的吴振棫，即把“麦客现象”的产生归结为有田的陕西人爱惜精力和不愿吃苦，即代表了这种心态。

对于自己的命运，麦客们有深刻感触。数百年来，麦客们自编自唱形成了一种叫“洋燕麦”的属于他们自己的歌。字字声声都包含着悲凉忧伤，麦客们喜欢唱。麦客们割累了唱，走乏了唱，星夜兼程“撵夜场”时唱，忙了唱着提精神，闲了唱着打发寂寞。凄凉悲怆的歌声划破寂静的夜晚，几个世纪来一直忧伤而孤独地响在关中的大地上。

3．2关中人眼里的麦客

上官府出于地方治安的考虑，对于劳动力的自发转移是持保留态度的。明清时代的关中地方志里就记载着这样的民情：“麦秋刈获，必须麦客。其人俱秦陇之民，自西徂东，良莠不一。”那时的地方志作者对他们的态度是复杂的：他们既为当地所“必须”，又被当地官府视为威胁地方治安的盲流，据说就是因为他们，“曩年岐山、千阳，均遭巨案。”(乾隆《宝鸡县志》卷十二)前述吴振木或《麦客行》中“麦客”们大规模的集体出动曾引起官府的注意：“官吏惧有意外之忧”，“颇逻察之，不能禁也。”官府不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无田问题，徒事禁阻，无异于扬汤止沸。[21]

关中人(包括农民)对甘肃农民的岐视是根深蒂固的，有人以为麦客是在帮劳动力短缺的人家工作[22]。其实不然，正如收割机的使用不能完全归因于劳动力短缺一样。雇用麦客的相当一部分人，只是为了享受清闲或者摆谱给同村人看。因此，麦客于这些人，与其说是相互帮助不如说是利用关系。麦客之地位能比乞丐高多少，我们难以评定。他们被雇后，走在反背着手挺胸抬头的“雇主”后面，佝偻着身子却踩着大步。其中的歧视是显而易见的。麦客，既是三十万打工者的共名，也是“掌柜的”口中某一位麦客的名字。从没人记起要问一问被“掌柜的”呼来唤去的“麦客”的名字。几百年的历史积淀，已经在“掌柜的”和“麦客”之间达成了某种可怕的默契，赤裸裸的关系，化的程序，一切雇用协议与用工合同都在不言之中。身上补丁的衣服、微驼的脊背、满脸的沧桑、青筋虬突的手臂、行囊里亮出的镰肘和嘴里不变的“掌柜的”，使得戴着草帽喝着饮料躺在树荫下草席上乘凉的“碎娃子”也因为“我是掌柜的儿子”而倍觉自豪——通常是“碎(小)掌柜”在麦客顶着烈日放下手中最后一把麦子后领往下一块麦地去了，中午并送去麦客渴盼却不愿明言的片片面、白面馍馍和温凉的茶水。每当这时，少言寡语的麦客常常咧咧嘴露出一口的黄牙，憨厚地一笑。麦客比较节俭，常把没吃完的馍放在太阳下晒干了掰碎放进身旁黑油的大布口袋。常有主人家以安全为由，推说房子欠缺，领麦客到看护苹果的小房子、废弃窑洞或麦场去住。麦客往往并不争辩，也不乞求，坦然认为“本该就是这样”，躺倒在麦草堆上如同躺在家里的热炕头很快便能熟睡。[23]因为麦客深知，自己是被饥饿穷困赶到关中平原来找口饭吃。在合作社与人民公社时代，有些队上年年请麦客，他们来后就被分派到各家去吃饭，每家三五个不等。给谁家派一个麦客，队上就每天给五斤面的补助，还给每户做饭的人记工会，补贴粮食。即使这样，许多人家还不情愿，嫌麦客吃得多。[24]毕竟关中平原那一堆堆麦垛、一袋袋麦子，也溶进了麦客的汗水。每当麦收完毕，麦客们便揣着或饱或瘪的腰包，带着或喜或忧的心情，背起挣钱的家当，复又浩浩荡荡地打道回家了。家里或许有年逾古稀的老母以及妻子儿女在焦急地企盼着他们平安顺利地归来。[25]

邵振国的《麦客》情节很简单：吴河东生计艰难，妻子劳累而死，儿子吴顺昌年龄已大，还娶不起媳妇，为了挣钱贴补家用，父子出门赶场，分别受雇于不同县份的两家人。吴河东顺手拿了雇主儿子的一块手表，这是他第一次做贼。在追查时，雇主维护了吴河东的尊严，而吴毅然把手表还给了人家。吴顺昌受雇于水香家，她的丈夫身患残疾，在共同劳动中，她对吴顺昌生出爱慕之情，他却碍于雇主一家待他好，未去赴约。临别，水香给他开了很高的工钱，还送他一双球鞋。父子见面后，父亲怀疑儿子的鞋是偷来的，觉得丢了他的脸，打了儿子。[26]这其中传达的信息是丰富的，每到麦收季节，关中常有传说某地麦客杀人作奸、为非作歹之类。也许因为贫穷，麦客便更容易被怀疑作奸犯科。但这篇小说中的父亲竟然怀疑儿子的鞋是偷来的，是否也不幸陷入了主流语话霸权的陷阱?

麦客常一路扒火车扒汽车，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常常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有扒车摔伤摔死的，路上病死的，也有因口角被打死的。做麦客固然不易，做女麦客尤须防范可能遭遇的风险。据报载，某社姓女麦客好不容易被人雇去，却没想到雇主竟是个“色狼”。对于多数人而言，赚个把月“口粮”，还能挣些工钱就很满足了(雇麦客必须管饭，烟茶酌情)。用麦客的话说：“‘肘肘’(镰刀)挣钱难，混个肚子圆——逛世界哩!”对大多数不达温饱或已近温饱，又不具备“打工仔”条件的麦客而言，这“逛”是艰辛的。“就是下苦人”这句麦客常说的话中，饱含了他们离乡背井的失落、自卑、懦弱的全部感受——虽然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最让他们受不了的是当下的“年轻人心瞎了”，老辈农民善待麦客的古风正在淡化。每遇到争执被欺、被辱、被打骂，他们多数忍气吞声。甚至十几个汉子也不敢与一两个“敌手”对峙，只求息事宁人。[27]

也有高看甘肃麦客者。陕西人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据说，在甘肃陇东，小伙子们也是很帅气的，他们大多长得高鼻梁大眼睛，核桃吃得头发又黑又亮，“人攒劲，腰子好。”位于陕西潼关一带一些地方的女人们又个个出落得如花似玉，楚楚动人，她们总觉得男人们因为吃的水里有点多余的东西而干不了农活不说，总显得阳刚不足，阴气有余。于是乎，每年麦收时节，在麦客和雇主之间难免演绎出许多故事来，因了这“人攒劲”，多有贫穷的甘肃麦客收了田，吃了饭，挣了钱，回家时八成还领回个陕西女人。[28]不过，也不排除有的“麦客”与缺少壮劳力的女主人产生感情，倒插门做了女婿，从此定居下来。这当然会成为其他“麦客”羡慕的对象。

也有同情麦客者在。写作《麦客时》的吴振木或为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官至云贵总督，著有《花宜馆诗抄》。徐世昌《晚晴移诗汇话》谓其“目之所触，亲身所历，关民生疫苦者，累觑重噫，长言咏叹”。他体察民情，“麦客现象”才进入其视野，并发之于歌咏，确是难能可贵。[29]侯登科被誉为“麦客之子”[30]他的作品同情“下苦人”的艰难生活，有些如《被撞伤的麦客和他的妻子》催人泪下。他认为，“摄影者的优越感是多么值得警惕和鄙视。”在当代传播媒体仍然拥有特权的情况下，侯登科已经意识到了他自身与他的对象之间的一种权力关系。对弱者的关注始终存在一个危险，那就是对自己信奉的某种观念的不择手段的图解以及价值判断的武断。侯登科的自省使他拒绝把关注弱势族群作为一种传媒时尚话语。[31]“老侯记录的是平常人的生活，只是存一点翻开正史的笏板、为麦客们立此存照的意愿。”[32]

秦晖(2000)自称“作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而又以治农民史为业的笔者，在陕西工作了十多年，对麦客这一群体，我也是关注也久。”[33]“生活在改革开放带来繁荣的城市中的人们，东部的人们，包括如今被视为改革代价承受者的下岗工人、被视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恐怕都难以想象当今世界上还有如此‘廉价’的劳动：许多麦客辛苦‘转场’一季下来，扣除路上花费实际并无所得，甚至还‘负亏’，他们图的只是受雇期间‘管饭’而已!‘肘肘(镰刀)挣钱难，混个肚子圆’。”他担心如今“世风日下，的人道、平等观念在我们这里远没有权势、金钱对人性的腐蚀传播得快，麦客在关中可能遇到的主顾少了几分传统的淳朴和厚道，多了几分‘伪现代’(或者‘后现代’)的势利，其境遇更可想而知”。[34]

3．3麦客面临之挑战

麦客对于关中农业的贡献是巨大的，虽然出于某种原因，无论是陕西的精英阶层或草根社会并不公然予以承认。非典期间，陕西农业劳动力短缺矛盾突出，2003年5月26日在副省长主持召开的全省“三夏”工作电视电话会上，“麦客大大减少”被列为与“大量在外农民工不能返乡”和“农机跨区作业难度增大，导致收割机械数量不足”并列的原因之一，并位居第二。[35]然而随着田野上越来越多地响起联合收割机“隆隆”的吼声，陕西“掌柜的”也越来越喜欢这种快捷、省事的机器。20世纪90年代前期，麦客与机械化麦客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中后期，后者已把前者压缩到机械化难以“规模经营”的西安、宝鸡间有限的地方，并已将渭河以北、关中平原大躺的平坦区“占为已有”。[36]无论是否代表着文明的进步，联合收割机代替镰刀却是毋庸置疑的事。依然有数以万计的麦客顽强地固守这一古老职业，他们知道，机器去不了的麦地多的是。所谓“倒麦不能割，套种了玉米、辣椒的麦地不能割，窄地摆不开，山地上不去”，他们自信“这陕西的麦子还得我们麦客子”。那“铁麦客”从地的这头开过去，那金灿灿的小麦不用打碾就可晾晒，每亩的价格比手工收割还便宜两元多钱。[37]

麦客消亡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民工出卖劳动力有了多种多样的方式，一年四季可以做的事也越来越多，到建筑工地去，到去，到工厂去都可以做事，没有必要靠一两个月或40—50天来挣钱了，是挣钱的门道多了。甘肃礼县江口村座落在大山深处，过去，全村几百来户人家，靠在山上种些小麦、玉米、豆薯等作物维持生计。由于贫困，这里人曾年年去陕西关中赶麦场。可现在，这里的人走进都市，走出土地去外面做工、经商、上大学，在那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工作。[38]退耕还林还草后，家家种树、种草、养牛、养羊、经营果园、多数人家不再为衣食发愁了。[39]另一个原因就是90年代以后，联合收割机出现了，麦客没有用武之地了。就连麦客的家乡，如今割麦也不再用镰刀了。来自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等地驾驶着联合收割机的新麦客取代了来自甘肃、宁夏、青海的传统意义上的麦客。他们割麦也不再是为了维持生计，而是为了发家致富。[40]还有一个原因是部分地区因为退耕还林和多种经营而导致麦子种植面积减少，固原市小麦种植面积比去年减少40万亩。[41]西和县、礼县和武都县的几百名麦客每天早晨都盘旋在成都县县城的路两边，等待着麦主来找他们割麦。但往往以失望告终。来自礼县太塘镇小家村的几位麦客告诉记者：“今年，我们村的好多山地都种了树，麦子少了，活也少了，不少人都来到成县找麦割。我看县城周围的麦子没怎么少，但是山里的麦子却少了。”[42]“这两年我没出去赶场，村里年年都有人去。难，收割机一上，场口一年比一年小。如今的年轻人心眼活，修路的、烧砖的、盖房的，见啥干啥，看不上赶场十来天。”50岁的麦客赵小罗说。[43]

麦客市场萎缩造成了麦客队伍急剧减少，而在一些地区，由于供需矛盾加剧，麦客行情反而看涨。有麦客行情的“晴雨表”之称的宁夏市罗县城的南北大街上，这几年来自宁南山区及临近甘肃、陕北的麦客一年比一年少，麦客中的青年已是没有了，稀稀拉拉的麦客都是60岁左右的农民。过去，雇主往那儿一站，立刻就有一群麦客围上去揽工，一亩小麦包割、包捆、包运到路，40元就成交。现在完全倒过来了，往往一个老麦客后面跟几个雇主。为了能把麦客请到家，实行“三包”的一亩小麦价格是80元，还得让麦客住好、吃好，就这样，有时候不一定能及时请到麦客。尽管联合机收一亩小麦只要30元，秸秆就收不回来了。但农民还是愿意多花钱请麦客。原因很简单，一亩小麦地的秸杆可收一吨多秸秆，搞养殖业或卖给造纸厂，一吨价格为320元，谁愿丢了西瓜拣芝麻。于是本地麦客开始填补这一空间。一些种麦少的农户在收割完自家的小麦后，看到让人眼熟的麦价，也纷纷加入到麦客行列中赶场割麦。“一天咋也挣个八九十元到100元。”一位下岗职工这几年一到农忙他就从石嘴山来平罗当麦客。他说他从2000年就当麦客，每年割麦就能挣上1000多元。[44]

麦客们的后代从事父辈传统“工作”的，越来越少了。马炳智的小儿子在餐馆里迎来送往；马喜成的儿子在开发区插播稻秧；王治忠的儿子在脚手架上紧旋管钳；赵小罗的女儿们揣摩着主人家里的电脑鼠标……麦客们的后代，镰刀还给了父辈?[45]20世纪80年代后期，麦客们的家乡渐见温饱，但他们还是年复一年地外出“赶场”。乡亲、兄妹、夫妻、父子相携同行，扒火车，挤汽车，或浩浩荡荡，或三三两两，哪一年麦收能少了麦客十几几十万!用麦客们的话说：“挣钱不挣钱，落个肚子圆——逛世界哩!”一个“逛”字透露出些许现实变化——也许外面的世界更精彩?进入20世纪的最后10年，收割机抢占了麦客的地盘，麦客们的“规模经营”之势渐缩，市场价格看涨。黄土塬的坡坡台台，泾渭滩的地叉边角，一家一户这几行那几畦条块割据的“责任田”，仍是收割机挪转不开而麦客们挥洒自如的用武之地。近几年，麦客们更摸着市场的脉搏东进，越了“不出潼关”的界限，“赶”向河南省巩义、荥阳，甚至更远。世纪末的麦客们，依然循着自己的“生存节律”，候鸟似的，来了，又去了……[46]

3．4关于麦客之思考

麦客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沉重的。农民之间的群体歧视、陕甘之间的相互岐视、的湮没、大多数的沉默、最大多数人的被漠视边缘化，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即将没人历史的麦客，提醒我们抢救历史。

3．4．1 我们所习而不察的思维习惯是，包括当代世界社会存在所谓种族差异、城乡差异、工农差异、同一群体中的贫富差异等。在草根社会中，诸如以上各种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农民群体之间的相互歧视却未有相当重视。要么是诸如清统治者的予以严查，要么是诸如主流学界的视而不见，无论从何种顾虑出发，对其漠视甚或围剿都是有失公允的。从学的角度出发，劳动力的转移是资源自主配置的结果，甘肃农民自发的历五百年迁徒助收而不懈，必有其深刻之原因在。甘肃之资源贫乏有目共睹，农人之生计困苦不堪，美化其生存状况固然难逃诅咒，束缚或主张束缚者也罪不可赦。

3．4．2 作为有数十万人口有移动的麦客现象，在陕甘两省农人的口碑与心坎上刻痕已深，而在相关的历史中却记载阙如，甚至予以禁抑。草根文化之不幸可窥一斑。上达于天听之所谓历史，要么如鲁迅所谓之如同帝王将相之家史，要么空洞无物，为迎合某些潮流之伪史。真正之草根社会史要么不愿要么不敢要么不屑为正史所记载。中国之学界可能并不用急于辩伪或抢救所谓真实的历史，所需惟在于记录真实的社会史而已。

3．4．3 农民之间并不像或人所想的的理解，相互通融，相互同舟共济，相互帮衬，其实也因为群体性差异而不乏小觑与漠视，甚或也有调侃在里头，甘肃麦客之于关中农人，不仅是麦收大忙时候不可或缺的帮手，也是饭佘茶后用于戏谑的话头，比如说人吃得多，很可能是一句“你咋像麦客一样，比牛还吃得多”。我们在前面分析吴诗时提到，甘肃农人因为“无田”，无麦可割而远赴陕西割麦。“从朝割麦剥曛黑，无田翻比田大忙”，竟比有田人还辛苦。请注意这不是通常所谓之土主与农民之关系，受雇者和雇人者皆为农民。秦晖(2000)提到，到了土改时期，如何看待雇佣麦客这种现象，在西府曾引起过争论，因为按当时的政策，雇工被视为“剥削”。是要影响定成分的。然而民国年间关中西部农家请“麦客”收麦的情形十分广泛，而且往往是由村子出面，集体雇请。由于这种做法几乎遍及各阶层，土改中地方党委曾专门作出规定：雇用麦客不算“剥削”，“因为算与不算并不影响本户的阶级成分，同时在本地区，请麦客于是普遍的现象。”主与客之间的关系与对立是几乎数量相当的两个属于同一阶层群体之间的关系。其间之歧视与对立，便不能简单以某种框架来规范。秦晖继续追问：“担心盲流影响治安也好，认为是当地‘必须’也好，为雇主辩明不算‘剥削’也好，毕竟都是从当地雇‘主’的角度考虑的，有谁设身处地的为‘客’、为这些‘下甘人’付出关注?作为麦客流出地的甘肃情况如何我不太清楚，至少在接纳麦客的关中，这样的人好象不多。”[47]他指出的另一种倾向值得警惕：“民俗民俗，有民才有俗，关心民俗，归根结底还是要关心‘民’，关心人。然而如今对民俗感兴趣的人。包括家与学者中，不少人却是心里既无‘民’，眼中惟有‘俗’。一些人把贫困当作牧歌来欣赏，甚至提出应该把某种‘文化’当作标本封闭起来，以免外来影响破坏了这种人乐于欣赏的‘风景’。这样的‘民俗’作品纵然能时髦于一时，终究是没有真正的生命力的。”[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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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⑵⑹⒀⒆[21][22][28][29][37] 姬广武：《世纪决战：西部反贫困纪实》(第三篇第八章)。甘肃文化出版社2001年。

⑶⑸⑺⑽⑾[33][34][47][48] 秦晖：《心里既有“民”，眼中不惟“俗”——评摄影集<麦客>》。侯登科：《麦客》、浙江摄影出版杜，2000年版。

⑷⑿[31] 汪晖：《候鸟的眼睛——纪念侯登科》。中国摄影家协会网。2004年3月14日。

⑻[31] 顾铮：《在现实与记忆之间》，《清吧摄影》。2003年5月30日。

⑼ 《如果他去了影像交给谁》，《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2日。

⒁ 《1978—2000年全国文学奖一览》。中华文苑网。2001年1月。

⒂ 潘石屹：《我的“狼故事”》。搜狐焦点房地产网。2004年5月28日。

⒃[46] 侯登科：《人民画报》2000年10月19日。

⒄[27][36][43][45] 曾璜(主编)：《中国农民肖像——九亿人的故事(活时代丛书)：麦客(摄影)：侯登科》。中国社会出版杜2004年5月。

⒅ 菌芸：《关中的麦客》。东方文学网散文频道。2004年5月27日。

⒇ 李满强：《回到麦地》。《黑风客》。2002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