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文化、民族认同与民族分离主义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2
关键词:亚文化;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民族分离主义
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伴随着化的,让世人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是民族分离主义并未随着经济的繁荣而枯萎,反而呈现出日益增多的趋势。表面上看,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存在、大国的强权政治、威权解体下的失控、全球化进程的影响、政府政策的失误、殖民主义的贻害、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等都是引发民族分离主义的重要因素。但是仔细深究,文化因素才是现象幕后的真正本质。它主要体现在亚文化与民族认同的层面。
在这方面,学界曾进行过一些有益的相关探索,有的侧重于从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关系的角度探讨民族分离问题,如邵宗海等编著的《族群问题与族群关系》、王希恩的《说民族认同》,有的从中央与地方关系角度探讨以地域为基础的亚文化,如Crosston Matthew的Shadow Separatism:Implications for Democracy Consolidation,Bur-ling,VT:Ashqate,有的从民主的角度探讨民族分离主义,如Spencer,Metta.的Separatism:Democ-racy and Disintegration,有的从国家整合的角度探讨民族分离主义,如Beterand M·Roehner的Separatism and Integration,Roe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有的从宗教认同的角度探讨民族分离主义,如Bhatt,S.C.的The Great Di-vide:Muslim Separatism and Partition,还有的从文化的角度探讨民族主义,如郭洪纪的《文化民族主义》。尽管这些探索是后续相关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但是探讨亚文化、民族认同与民族分离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仍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一、多民族国家存在的两对内部矛盾
(一)主文化与以民族为基础的亚文化之间的矛盾
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中,“文化”也许是最难为人们准确把握的现象。它不仅包括特定时空背景下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形态,而且包括这一物质形态于精神层面的投射形式,后者往往反过来成为人们行为方式的模塑力量。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物质特征与非物质特征的总和。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从文化的性质和相对地位来说,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整体文化,可以分为主文化和亚文化两部分。“主文化是指在整体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对社会绝大部分成员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具有决定性或产生重大影响的作用。亚文化是指其主体在从属于主文化的前提下,表现出明显差异的局部性或类别性的文化。主文化主要反映整体文化中的普同性,亚文化则更多地体现整体文化中局部部分的特异性。”
民族作为一个重要的亚文化群体,与主文化往往存在相互冲突的可能性。所谓民族,此处主要指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血缘关系、共同心理情感的人群共同体,亦即ethnic意义上的民族。而所谓亚文化群体,此处主要是指其成员忠于本群体的传统与思想体系,抵制主流文化对其进行社会化的群体。当今世界,即使在许多发达国家,仍有一些地区保持着与所在国主流文化相区别的具有独特性的文化。发展家这种情况更是显著。这种亚文化通常以民族特性——表现为各民族对语言、宗教或其他文化表象的不同理解和尊重——为参照物。尽管多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力图把自己的主文化在尽可能广泛的意义上传输给全体国民,但这种理想在中央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的一些边缘地区总是难以实现。“那些地区基本上实行家庭小生产的农业经济,边缘文化可以毫无困难地保存。日后的外来因素即使在构成对边缘文化自下而上的危险的同时,也作为一种刺激,促进边缘地区民族集团采取相应的集团行动来保卫传统文化和地方惯例。于是不仅虚弱的中央政府难以吞并强大的边缘地区,甚至有些相对强大的中央政府,也往往以外交手段吞并边缘地区,从而使后者拥有相当的自治程度。一旦边缘地区拥有某种自治组织,便奠定了相互作用集团形成的基础,因为这些独特的机构可为那些坚持边缘文化的人提供职位,而他们往往更倾向于维护本民族的集团文化。”因此,这种对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解体危机的感受和保护性反应很容易演变成对外来先进文化一体化的情绪化抗拒。结果,为保持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纯洁性、连续性及优越感,形成了对民族同一性的强烈追求,从而产生了主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矛盾。
(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
有民族,就有民族认同。所谓民族认同(eth-nicidentity),就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自觉认知。它属于文化认同的范畴。民族认同来自于民族之间多样性文化的互动。一个民族在同他族互动的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历史、语言、文化及社会等多方面的认同意识,进而把我群(in-group)与他群(out-group)区分开来,这便表现为民族认同。民族认同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交往、斗争、合作等刺激了民族认同的产生、发展、强化,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民族自我中心意识。因此,可以说,一个民族的认同过程,是在和别的民族发生关系中而不断刺激体现出来的。费孝通把民族认同的发生看作是一种“人己之别”形成的过程,而梁启超则把它看作是与异族相接触,“对他而自觉为我”的过程,都是这个意思。
民族认同有两个基础:其一是文化。文化原初情感在民族认同中十分重要。这些原初的情感联系构成身份与认同的基础。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物质环境中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内容,而不同群体的人们也正是在这些文化的不同中感悟自我,形成自己原初的文化情感,从而进一步意识到自己的民族归属的一文化是民族存在的基础,也是民族认同存在的根基。这一特点使得民族认同比其他认同有着更为持久的聚合力。
其二是血统渊源。“民族的要素中不一定存在血缘关系,尤其现代民族,但人们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民族与血缘联系起来。有意思的是,近代、甚至现代社会形成的一些民族,原本没有任何血缘上的联系,却也在自己的民族认同中大量加入血缘的成分,形成所谓的‘拟制’血缘关系。民族认同的这种血缘溯源倾向源于早期民族的血缘性:氏族、部落及其他早期民族都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现代民族的血缘溯源指向是对血缘民族时代的一种歪曲性记忆。但也正是有这一特点,民族认同也比其他认同有了更强固的聚合性。”“实际上,民族认同因其具有的强大聚合力仍是一种人们普遍重视的‘政治资源’,但它是一柄双刃剑。进步的力量利用它,可以促进民族繁荣、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世界和平;邪恶势力利用它又可以制造分裂、破坏团结、危及国家安全和国际局势稳定。当代世界因民族因素而发生的各种争端,因霸权主义对民族纷争的介入而导致的局势动荡屡见不鲜。因此,应正视民族认同的影响,因势利导,学会和掌握这一‘政治资源’的正确利用。”
对这一“政治资源”的正确利用与国家认同密切相关。所谓国家认同(state identity),是一个近代概念,是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产物。国家认同属于政治认同范畴。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近代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一场基于这一意识形态之上的政治社会运动。近代民族主义最直接的政治产物就是民族国家。任何一个近代民族国家都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制度,另一方面是境内居民的国家认同。如果说,民族国家制度是民族国家的“硬件”,那么国家认同就是“软件”。这里国家认同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即对民族国家的一种依恋式的情感。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在现代多民族国家,伴随着当代公民权的出现,双重的认同也开始出现:一是对民族的认同(文化的认同);二是对国家的认同(政治上的认同)。一方面,二者是统一的。国家认同以民族认同为基础。国家认同的最初效力来源于民族认同。民族认同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国家认同,二者是并行不悖,可以共存并续的;另一方面,二者又是对立的。民族一般具有共同的文化和传统,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有共同的语言。而国家以公民资格作为对共同体成员资格角色定位的依据,通过对其范畴内的多元民族认同进行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的_、法理重建-,营造公民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可,进而构建国家认同。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认同势必会对这一法理重构过程产生抗拒反应。因此,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是多民族国家维护社会稳定与统一需要解决的一个长期课题。
二、民族分离主义对两对内部矛盾的利用:文化疏离策略
正因为多民族国家存在上述两对内部矛盾,这一内部矛盾准确地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当就会妥善化解矛盾,处理不当就有可能会使矛盾激化,为民族分离主义分子所利用。民族分离主义也正是极力利用这一点实施其文化疏离策略,从而进一步达到政治疏离乃至于脱离所在国家的分离目标。
利用之一:强调文化本位
勒庞指出:“现代文化的养成过程就是旧的平衡被打破,各种要素在变化了的环境中重新组合从而形成新的平衡过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重新组合为民族分离主义提供了一整套思维程式、风格和行为规范。他们强调一种自我封闭的亚文化民族意识,始终强调国家地缘位置与民族聚落的一致性。在民族分离主义者看来,土地的根源和共同的祖先构成了民族伦理价值的核心,民族被视为一种绝对的生物模型或历史模型,这就导致了生物进化观和历史决定论在族体意识中的泛化。因此,民族分离主义在主张民族从所在国家分离时,日益主张恢复历史文化建构,保持本土价值形态,以便寻找族体内在的原初生机,用来融合传统与现代。它除了保留部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某些特征外,还深深为本土性的宗教文化系统所限,并越来越带有基本教义派的倾向。因为宗教的产生最初只是克服生存孤独的一种方式,同时作为地缘文明的界限特征。尽管现代化有着无可置疑的优越性和强制性,但是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世俗化的运动,往往给本土的宗教带来道德和价值的迷茫,因而,民族分离主义不仅关注因世俗化而导致的传统精神的失落,也关注因文化冲突引发的权威失落的危机。它们只承认外来的先进物质技术,但不接受相伴而来的文化价值观念,以此确保民族的所谓“纯洁性”、社会结构的壁垒化、地缘政治架构与民族模式的同一性,以便涵盖本土文化价值,培育民族优越感,进行所谓“民族文化自治”。所谓“民族文化自治”,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其“主要的、根本的缺陷,就在于它竭力要实现最精致、最绝对、最彻底的民族主义。这个纲领的实质是:每一个公民都登记加入某一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是一个上的政体,有权强迫自己的成员纳税,有本民族的议会(国会),有本民族的‘国务大臣’(大臣)”。因此,民族文化自治的实质就是企图通过民族文化自治进行民族分离。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是不能调和的,即使他是最公正的,纯洁的、精致的和文明的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提出以国际主义代替一切民族主义,这就是各民族通过高度统一而达到融合”。作为这一目标的产物,一切民族文化资源被用来重塑民族价值,推行文化绝对主义。而在现实生活中,“文化相对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有对它而言行之有效的道德和正义标准,没有一种文化比另外一种文化优越,因此不应该在所谓普遍正义的基础上干涉另外一种文化”。民族分离主义的文化绝对主义,亦即文化本位导致的文化优越感在对本民族文化进行保护与重塑的同时,形成了对其他文化的贬低与歧视,最终导致自我封闭与僵化,难以融入主文化。在这种主文化与亚文化不兼容的情况下,亚文化群体必然与主文化产生心理隔膜和文化疏离,恰好迎合了民族分离主义的文化疏离目标,进而导致多民族国家的动荡与不安。 利用之二:文化疏离导致分离
“文化认同是一个体系,是由对不同文化层面及构成要素的认同而构建成的,由认同体系内某些构成发生变化而引起的认同的变化就是文化认同的新构建。”“文化认同有着核心与边缘的区分。一般来说,对于文化的外层,即物质层面,较容易为人们所认同,譬如大众生活文化习俗。在文化的核心层,如信仰问题,改变宗教信仰,一般为人们短期内所能认同。”本来,人类由于、地域和社会的复杂差别,文化的差异性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当两种不同的主体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相互交汇时,不同的主体都会依照自己的思想模式进行解读。不同的民族在文化交往过程中具有一些无法沟通的成分和倾向,是无可厚非的。究其原因,无非是为了保持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纯洁性而拒绝对外交流,或者是由于历史积怨较深,文明断层难以弥合,因而强调差别,强调矛盾,用民族情绪替代和平交往。然而,如果片面地强调差异性,忽略了同一性,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差异性进一步加大,隔阂进一步加深,导致心理疏远与政治分离。因此,“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以绝对宽容的态度对待用何种语言进行宣传的问题和在这种宣传中如何照顾一些纯地方的或纯民族的特点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任何在涉及无产阶级的问题时把某个民族文化当作整体同另一个据说是整体的民族文化相对立等等的行为,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应该与之作无情的斗争”。然而,民族分离主义的文化疏离策略就是刻意强调这一差异性,强调民族认同的优先性,否认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用民族认同的文化内涵代替国家认同的政治本质,进而将民族认同的文化内涵逐渐演化成从所在国家分离的政治目标。他们以种族(或者宗教和语言)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认同,因而象征不同种族或宗教身份的族际关系,成了划分“我们”与“他们”的对立关系,原本的内部矛盾转化为复杂的敌我矛盾。冷战结束后的民族分离主义正是利用这一策略,重建本民族的文化价值系统与民族认同,否认对所在主权国家的认同,以达到获得本民族的国家身份这一分离目的。原苏东国家解体后的族际冲突就是典型案例。
三、解决之道的探索
针对多民族国家存在的两对内部矛盾以及民族分离主义对它们的利用,探索一些解决之道、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统一,是很有必要的。
探索一:培养公民意识和国家意识。建设国家认同
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那种认为经济发展后,民族问题会解决的观点,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还需要培养公民意识和国家意识,构建国家认同。民族分离主义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本民族的国家,这有可能是在否定现有国家合法性的基础上建立的。合法性是一个价值判断的概念,它是指“任何政治系统,若具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念,即具有统治的合法性”。J·Rothschild认为:“政治系统统治的合法性,涉及系统成员的认知与信仰,即系统成员承认政治系统是正当的,相信系统的结构与体制及在既定的范围内有权使用政治权威。”国家要获得合法性,就要使自己的行为及价值系统与社会的价值标准相一致。国家可以利用一定的方式影响社会的评价,如政治社会化。不过,社会作为最终的评判者,国家的作用方式必须在社会认可的范围内运行,否则将会危及国家的合法性。对于民族来说也是如此。在多民族国家,当一个民族不认可国家的合法性时,导致的结果就是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要解决国家认同意识的危机,国家有两点措施:一是使国家行为满足该民族的要求,适应该民族的价值观,这就是伊斯顿所说的形成“特定支持”,即政治系统直接输出,获得该民族的直接支持;二是调整国家制度,实施文化整合计划,改进利益表达机构及方式,加强认同感,这就是伊斯顿所说的“散布性支持”的建立。正因为如此,国家可以加强合法性,培养一种综合文化意识,培养公民意识。公民身份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中单个成员的资格,意味着对特定国家的忠诚、期望与归属感。主观上,国家可以通过制作使用民族语言的大众传播作品在潜移默化中熏陶非主体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培养国家认同感,以便能够使用公民意识代替族际意识,代替民族的分野。客观上,国家制度必须能够向人民提供各种形式的公共福利,使得人民在感受到国家权力存在的同时,获取国家政权所带来的利益。在主观和客观的综合作用下,国家认同意识可以被潜移默化地养成。
探索二:寻求重叠共识,构建同质文化内核
在多元民族国家,由于多民族的存在,主文化与亚文化的并存,客观上存在着多元的价值观,或者说存在着多元主义。所谓多元主义“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不接受任何一种单一的价值作为理想,但其本身以多重的方式起作用”。那么,如何在多元的认同基础上达到罗尔斯所提倡的“重叠共识”呢?“如果秩序良好的公平正义之民主社会的理性多元论特征是既定的,该社会如何建立并保持统一和稳定?”在多元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因此,成功的民族政策需要在尊重各民族自身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寻找将各民族联系在一起的重叠共识理念。这个理念需要从宪法共识到重叠共识,最终达成各方可以接受的公共理性和正义理念,从而构筑和谐而稳定的社会。与此同时,主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差异还必须通过积极构建同质文化内核之道加以解决。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列宁坚决反对狭隘的民族政治亚文化意识。他说:“谁拥护民族文化的口号,谁就只能与民族主义市侩为伍,而不能与马克思主义者为伍”,“提出‘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这个口号,只是从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抽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这些成分只是并且绝对是为了对抗每个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是绝对正确的。为一切民族发展,为笼统的‘民族文化’而斗争是绝对不正确的”。这里列宁提倡的是同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并以此反对狭隘的民族政治亚文化。
关于政治亚文化的概念,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曾指出,由于一个政治体系的全体人民是由地方集团种族集团或社会不同阶级所构成的,因此他们都可能有特殊的倾向或趋向,他把这些特殊的倾向称为亚文化。他说:“有些亚文化具有自己的特性,人们对此是难以漠然视之的,尤其是涉及语言、阶级、宗教和种姓等级长期分裂的情况时,政治亚文化的差别给任何一个政权都带来了许多问题”,而“如果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对现存的社会体系感到满意,那么政治进程就可能发展平稳”。为了亚文化变异而完善社会体系,促进亚文化与主流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以期保持国家的稳定。“在亚文化非常明确的地方,政治体系有可能受到威胁。”“任何未经融合的亚文化都带来或多或少的问题,最坏的便是构成对一国政治系统的威胁。”那么,多元民族国家有必要将亚文化融入主文化吗?套用迈克尔·罗斯金的话说,“相当困难。但是如果让它放任自流,在以后的日子里,亚文化就可能真的不属于那个国家”。由于“精英”人物在改变文化认同中的作用,因此,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协调发展需要进行用人机制创新,培养各民族的骨干人物,使之具有国家的凝聚观念、统一观念以及对本国与本民族的统一的爱国爱乡的观念。这样,非主体民族的政治亚文化或许可以达到与主流文化协调发展的效果。与此同时,积极构建文化上的同质内核,在坚持民族多元的基础上,构建国民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和谐共生。国民文化的同质性是增强凝聚力、保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但这并不排斥民族文化的多元性。这对矛盾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对立统一的。国民文化如果从多元民族文化继承而来,并随时保持发展更新,就会得到民族的认同,并被各民族自觉遵守。民族文化只要与国民文化的发展保持同向性,就不会对稳定构成威胁。同理,国民文化的发展必须以民族文化为支撑,否则,失去民族文化基础的国民文化就无力支撑稳定的发展。在上述基础上,文化的同质内核可以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