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视角下的社会资本研究述论
摘要：与男性相比，女性在社会资本特征及价值创造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因此，在对社会资本问题进行研究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性别差异问题。在此基础上，还应该进一步深入考察这些差异给女性自身职业带来的实质性影响，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构建出更加有效的策略以提高女性的社会资本回报率。
关键词：社会资本；性别差异；性别观念
社会资本的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具有开创意义的系统研究，之后美国学者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则进一步阐明了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价值创造的重要影响，大大推动了该理论的研究进程；在此基础上，哈佛大学的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将社会资本理论深入扩展到更为宏观的民主治理层面，更加扩大了社会资本理论的社会影响。按照普特南的定义，社会资本是指人们之间的联系，即所谓的社会以及产生于社会网络之中的互惠的、信任的规范。作为一种资本形式，社会资本同物质资本、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具有创造性，即可以为个体或群体创造价值。对社会资本价值创造的深刻认识，弥补了传统理论在解释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差异方面的缺陷，构建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回报的逻辑联系。许多研究也都证实了拥有丰富结构洞网络特征的社会资本的个体，尤其是组织中的管理者将会得到更高的人力资本回报。然而，一个曾经被忽略而又不容被忽略的问题是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问题。近些年来，许多有关男性和女性在社会网络结构特征以及社会资本回报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性研究证实了在该领域内的确存在性别差异的客观事实，也引起了人们对女性社会资本回报处境的关注，以及对女性社会资本问题产生缘由及对策的探讨。
一、对女性社会资本特征的研究
国内外的学者们对现实更加细致而深入的观察与研究表明，原有社会资本理论所倡导的社会网络结构以及价值收益理论似乎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遗憾，原因是它只适用于男性，而不适用于女性。社会资本领域的这种研究缺陷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以不同的样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并证实了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从而提醒人们在研究社会资本问题时，必须考虑到性别差异问题。随着国内外对两性社会资本差异领域研究的深入，学者们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与网络联系相关的诸多方面，共同构建了女性社会资本特殊性的具体内涵。
国外学者在对女性社会资本特征的探讨方面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在对女性网络局限的研究方面，McPherson和 Smith-Lovin（1982）证实了美国男性经常占据着核心的组织，这些组织有着更多的商业机会和职业提升的可能；而美国女性通常属于与家庭事务和公共事务有关的组织，这将会影响到她们的网络范围。而且，这种状况似乎有着相当的普遍性，这有可能导致男性和女性在社会资源的掌控和收益分配方面形成了差异；在对女性网络通达性和多样性研究方面，Aldrich（1989）研究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网络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即工作领域、家庭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而且这几个领域之间界限分明，相互阻隔，影响了网络的通达性。而Moore（1990）则发现，美国男性的个人网络中更多的是同事、顾问和朋友，而女性的个人网络经常与亲属有关，这将阻碍网络的多样性；在对女性网络性别构成研究方面，Aldrich（1989）等人通过对美国和意大利家的对比研究发现，男性的个人网络几乎没有女性成员，而女性的个人网络中则大部分是男性成员，Cromie（1992）等人对北爱尔兰样本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而且Ibarra（1992）通过对美国新英格兰的一家广告公司的研究发现，男性网络的同性别交往倾向强于女性，男性可以从同性群体中获得各种不同的网络关系，而女性则从同性群体中获得友谊和支持，从男性群体中获得实用性的网络关系；在对女性社团参与研究方面，Norris（2003）等人根据1999—2001年第四次全球价值观调查的资料，对全世界范围内50个国家的社团参与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男性占多数的社团主要是团体、俱乐部、和平运动、专业协会、工会以及小区团体等；而女性占多数的则主要是团体、团体、宗教组织、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服务的社会福利组织以及女性团体等。看来，男性和女性的确在不同的阵营里“独自打着保龄球”；在对女性对待社会关系的态度研究方面，Aldrich 认为，男女在对待社会关系的态度上有显著的差异，女性更强调其中的责任和义务，而男性注重的是效用；在对女性对非正式网络的利用研究方面，Schein（1978）认为，成功获得权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非正式关系的开发和利用，Brass（1985）也证实了非正式关系对于组织中晋升的重要性，但女性却不像男性那样将正式网络与非正式网络区分开来，也不像男性那样关注并善于建立非正式网络，女性更加依赖的是正式的关系结构；在对女性的社会信任度研究方面，第四次全球价值观调查的资料表明，在被考察的50个国家中，女性对社会的信任度不如男性高，尽管差异不是非常大，但还是比较显著的。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揭示不同女性群体的社会资本特征，从中既可以大体透析出女性社会资本的整体概貌，也反映出某些特定群体的基本状况。谭琳、李军峰（2002）、李晓园（2005）认为，女性的社会资本积累更多的是通过婚姻实现的，因而有着较大的生存和发展风险；桂勇、张广利（3003）以上海失业群体为例，运用实证方法，考察了在求职过程中女性所使用的关系网络与男性之间的差异，发现未婚女性一般不通过弱关系寻找工作，而未婚男性则更多地使用弱关系；吴玲、施国庆（2005）、卢倩云（2007）探讨了城市贫困女性社会资本的特征，发现规模小、质量低、位差小、偏向强关系成为城市贫困女性社会资本的共同问题；费涓洪（2005）在对上海30位私营企业女性业主个案调查的基础上证实，女性由于受到结构因素的制约，更多拥有的是先赋性和依附型社会资本，家庭关系成为企业配置资源和扩展业务的主要途径，非正规网络成为女性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许信胜、景晓芬（2005）通过入户访谈的方式，对土族女性的社会资本状况进行考察，调查的结果也证实，女性社会关系的中心仍然是亲缘；石春燕（2005）则考查了女大学生的社会资本状况，得出的结论是，女大学生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资源以及调动社会资本资源的能力不如男性大学生。此外，也存在一些社会资本性别差异不明显的实证结果，如胡平等（2004）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对我国西部地区下岗工人创业时期社会资本性别差异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两性差异并不明显；桂勇、张广利（3003）也证实，在不介入婚姻变量的情况下，从总体上考察，男性和女性在求职过程中所使用的关系网络没有显著差异。
对两性社会资本诸多差异，尤其是对女性社会资本特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冲破了传统的以男性价值观为唯一依据的研究范式，客观而真实地反映出女性社会资本的基本特征，这不仅是性别观念的进步，也是学术观念的进步。
二、对社会资本性别差异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对社会资本差异的研究为探讨社会资本对女性的影响，以及思考提高女性社会资本的对策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进一步研究问题的基础和视角。
（一）社会资本差异对女性影响的研究
国外在对社会资本性别差异对女性影响的探讨方面，比较注重采用跟踪或实证的研究方法，美国芝加哥大学的Burt（1998）通过多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影响男女管理者提早晋升的社会资本的结构特征存在很大差异，甚至刚好相反。这似乎推翻了原有的一些简单逻辑，即认为既然男女在网络结构特征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而且有着类似人力资本投入的男性通常比女性有着更多的晋升到高层的机会，因此，人们难免认为，只要女性也建立起与男性同样或类似的社会资本形式，就会增加女性晋升的速度和机会。然而，Burt的研究表明促使男性和女性管理者提早晋升的社会资本模式截然不同，对于男性来讲，关系网络的规模越大、密度越低、等级程度越低，则提早晋升的机会更多；而女性似乎与男性提早晋升的状况恰好相反，那些拥有小规模、高密度、尤其是高度等级化网络的女性则更容易被提早晋升，这显然与男性提早晋升的促进要素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结论似乎给提升女性社会资本策略的思考增加了迷离的色彩。
国内对社会资本性别差异影响的研究方面，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女性现有的规模小、质量低、位差小、以家庭为纽带、婚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结构是不利于女性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如谭琳、李军峰（2002）认为，与就业和工作相关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获取工作岗位和职位升迁方面有重要作用，而这恰恰是女性所缺少的；李晓园（2005）肯定了社会资本对女性获得就业机会和事业发展的重要性，但女性社会资本存量的积累少于男性的状况导致了职业发展的差距；石春燕（2005）认为，只有消除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才能改变女大学生的就业困境；吴玲、施国庆（2005）强调社会资本对促进贫困女性就业以及人力资本存量提高的重要作用；卢倩云（2007）也认为，社会资本具有积极的反贫困功能，而女性的社会资本却呈下降的趋势甚至缺失的状态。但也存在截然相反的结论，胡怀敏、朱雪忠（200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并非所有类型的创业女性都对社会资本有较高的要求，机会驱动型的创业的确需较高的社会资本支撑，但生存驱动型的创业对社会资本没有要求，甚至刚好相反，即社会资本少，反而能促进女性创业。
（二）提升女性社会资本回报策略的探讨
国内外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女性社会资本的现状，认为女性社会资本的不利处境是女性职业发展的重大障碍，据此构建了提升女性社会资本的策略。谭琳、李军峰（2002）主张，女性应重视与就业及工作相关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获得；费涓洪（2005）提出，可以通过建立女性群体和女性组织等方式提高女性社会网络程度，增强女性的创业资本；石春燕（2005）、吴玲、施国庆（2005）、卢倩云（2007）等都从提高女性自身意识、完善政府保障、发展民间组织、促进社区发展等角度探讨了提高女性社会资本回报的策略。
多数学者都希望通过策略的构建扩大女性社会资本的规模，从而提高社会资本的质量，但值得注意的是，Burt（1998）与多数学者所构建的策略完全不同，甚至相反。他认为，男性可以通过建立大规模、低密度、低等级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社会资本的丰厚回报，但女性却不同，因此女性应该通过“借用”社会资本而不是“建立”社会资本来提高其投资回报。因为长期以来，男性在企业管理的上层中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的状况在大多数国家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一提到管理者就想到男性”的性别刻板印象影响着许多人的思维模式导向。男性管理者也似乎更加习惯于同性别间的沟通与交往方式，而且作为“内部人”，他们会不自觉地，甚至有意地对“外部人”产生排斥心理，以维持以往运作的惯性，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这些状况都不利于女性顺利进入高级管理层。在这种状况下，对于女性来讲，通过一位合适的男性“引荐人”将会减少许多“内部人”对“外部人”的疑虑，也缩短了“内部人”对不甚了解的“外部人”的考察时间。据此，作为“外部人”的女性实际上通过“借用”了“引荐人”社会网络的优势地位，从而得到了该网络的认可。因此，寻找合适的“引荐人”成为意欲进入高层的女性应对现状的迫不得已的基本途径，但也必须注意到运用社会资本过程中的道德问题。
从目前国内外学者在社会资本性别差异方面的研究状况来看，已经迈开了实质性的一步，不仅意识到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而且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女性社会资本的特征及缺憾，构建了提高女性社会资本回报的基本策略。对两性社会资本差异，尤其是对女性社会资本特征、影响及对策的研究，并非只是研究主题的简单扩展，关键是将性别意识纳入到了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领域中，唤醒了一种学术意识，倡导着一种实事求是的研究范式，同时也为女性提高社会资本的回报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还有赖于对现有研究状况的评价与反思，从而探索新的研究空间。
（一）对女性社会资本特征的研究需延伸到影响层面
探讨女性在社会资本诸方面与男性的差异固然重要，但仅仅停留在差异性的研究上便失去了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关键在于哪些差异会给生活和工作领域的女性带来实质性的影响，这样才会使对差异性的探讨更有理论价值。比如，先前的研究发现，在女性的联系中，女性的比例比较低，然而，Burt却发现，女性网络联系中包含其他女性的比例程度并不对其提早晋升产生影响，男性网络联系中所包含的女性比例也不对男性晋升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如果仅仅停留在对社会资本某些性别差异的研究上，会迷失在各种复杂而细微的现象中，忽略了对实质性问题的探讨。
（二）对女性社会资本策略的探讨应建立在长时段的基础上
对于女性社会资本策略的构建，一方面必须承认让女性“借用”社会资本的策略是在现状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的情况下一种迫不得已的应对策略，甚至是一种十分有效的策略；但另一方面，也应意识到，这种策略一旦在现实中冲破道德底线被滥用，可能会产生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甚至会给女性的整体社会形象带来负面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为女性构建现有社会环境下应对现状问题的策略同时，还必须思考导致这些现状的深层原因，寻找根本的解决问题的途径。要想彻底改变女性进入高级管理层的“合法性”问题似乎是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因为导致这种性别差异的深层的社会机制的积淀已非一日之寒，虽然并非坚不可摧，然而有必要充分估计到其变化的长期性问题。
女性被视为“外部人”的状况源自于复杂的与社会文化因素，要改变女性任职中的不利因素，不仅必须从女性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入手，还必须转变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铲除这些不利因素的生成土壤，逐渐培养起公正健康的社会理念。由此可见，女性只有在改变自身的同时改变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才能彻底改变女性的“外部人”角色，因此，构建长远的、根本的解决问题的路径对于女性自身来说无疑是一项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对女性社会资本的研究应考虑到文化差异的影响
在对女性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性别差异大于文化差异，还是文化差异大于性别差异始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方面，为了便于跨文化间的比较研究，需要建立一种共同的研究范式，但另一方面，基于各文化间的差异，必须探索与自身文化积淀相吻合的研究方法和手段，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从共性中沉淀出，从个性中体味文化差异对人们行为方式细微方面的深刻影响。使学者们从社会资本性别差异的研究中，既能抽象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框架，又能描绘出各个文化群体的具体而细微的发展轨迹。
（四）对女性社会资本的研究应树立正确的性别观念
性别平等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人们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形成了不同的路径及目标。英国卡地夫大学社会院的Teresa Rees 了三种平等政策：一是平等对待政策，其目标是使每个个人得到相同的对待；二是积极行动政策，其目的是通过对女性提供帮助以适应社会的现状；三是性别主流化政策，是试图通过转变社会体系和社会结构使之适应男女的性别差异。
平等对待政策实际上是以男性作为评判的标准，忽视了性别间的差异，根本无法实现真正的平等；积极行动政策则强化了男性主导的工作观念，但也不失为一种在现状无法在短期内转变的近期解决方案；性别主流化政策追求社会系统的灵活性以适应不同群体的需要，将会在更深层次上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但无疑是长期奋斗的目标。然而，这种策略所倡导的两性各显优长、各自成就、彼此尊重、和谐发展的性别观念却是值得大力提倡的，以期在社会上形成性别认知的正确舆论导向，为社会系统的变更酝酿成熟的先行理念，让更多的人意识到，两性的和谐发展才能带来组织的和谐发展乃至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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