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媒介表达失语现象的经济学透视
【摘要】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虽然为我国和城市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至今仍处于弱势地位，没有话语权，尤其在媒介表达方面基本处于失语状态。探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有多个视角，但在媒介产业化发展的今天，唯有从经济学视角来分析其深层的经济原因，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
【关键词】农民工 媒介表达话语权 失语 经济原因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各阶层加大了对资源特别是权力资源的追求，以大众媒介为主的文化产业也成为各个阶层争相追逐的资源。文化资源拥有的多少决定了一个阶层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声音的强弱。这种声音即话语权，也就是媒介表达的权利。农民工由于本身的社会地位、地位和经济地位在事实上的低下，文化素质不高，加之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分立，使他们和城市市民形成了较大的差距，并被孤立在城市中，没有话语权。即使在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中，农民工的信息空间和报道角度也极其狭窄。一般来说，受众在大众传播中的基本权利有传播权、知晓权和传媒接近权。而从现实情况看，农民工这三个方面的权利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
农民工群体媒介失语具体体现在：农民工在利益受到损害后，无法在利益博弈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能为其行为辩解以维护其权益；农民工没有一个能够整合自己利益、代表自己利益、提出自己要求、表达自己声音的组织，使农民工在公共决策中缺乏发言权，在分配与再分配活动中缺乏主体性；在改革开放催生的话语体系转换中，农民工被卷入城市话语体系，在其生存半径内，农民工话语与“权利”脱钩，出现了农民工话语异化现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民工的经济弱势和媒介的市场化运作是其中的深层原因。
一、媒介话语是媒体获得经济利益的稀缺资源
从经济学角度看，媒介话语是一种“经济物品”。它既是消费品，也是生产品。从消费品的角度看，媒介产品的消费者是双重的，它既是消费报纸新闻或电视节目等实体产品的一般受众，又是广告客户。从生产品的角度看，媒介话语要经过媒体投入成本、加工制造，才能生产出供人们消费的媒介产品。农民工的产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媒介资源，然而由于农民工无力获取媒介表达话语权，其在媒体的话语表达状况只能取决于大众传媒的利益需要。
1、媒介表达话语权是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
话语权是目前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后思想家福柯指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话语蕴含并显现着权力，是由其权势和某一领域的权威所决定的。话语的争夺意味着权力的争夺，话语的拥有意味着对权力的拥有。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注意力经济，市场的争夺和利益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其能否引起足够的注意，是否具有较大的社会能见度。“社会能见度是公众在社会生活和媒体环境中影响力的总和，它是一种资源，能带来政治和经济回报”。社会能见度的高低决定于个体或群体的社会地位，表现为在媒体上话语音量的不同。人们都希望提高社会能见度，这需要通过自身不断地努力来壮大实力，更需要借助媒介的力量。在媒体的聚焦下可以进一步提升其社会能见度。因此，媒介表达话语权是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成为各个社会群体争夺的焦点，媒介表达话语权也因而成为媒体获得经济利益的法宝。话语权作为一种潜在的现实权力，更多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在当代社会集中体现为经济关系。在发展经济成为第一要务的今天，经济势力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权力，经济地位也就进一步决定了话语地位。
2、媒介表达话语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介经济利益的诉求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新闻改革的深入，大众媒体逐渐开始市场化运作，媒体产业化的步伐大大加快，经济利益的诉求成为该行业的首要任务，经济收益决定了价值取向。现代媒介产业要生存要发展，不得不考虑经济利益、考虑成本和销量，又由于媒介资源的经济稀缺性，媒体完全可以凭借其对媒介资源的垄断而获得经济利益。所以媒体不会无偿出让媒介话语权，也就是说，从经济学角度讲，只有能给媒体带来经济利益的群体才能获得相应的媒介话语权，否则这个群体将基本处于媒介表达失语状态。这些因素给中国的媒介生态带来了冲击，在其话语表达上也出现了异化现象。
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媒介的市场化行为是以注意力为中心的“两次销售”过程，注意力成为传媒赚钱的终端产品。而真正有价值的是传播行为所凝聚的注意力和背后的受众潜在的消费能力，没有这样的消费潜能作支撑，即便是再庞大的注意力对于媒体的运行、广告的售卖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广告商在选择媒体时，除了媒体的知名度以外，更在意媒体受众是否和自己产品的受众相契合，以便产生更好的广告效果。为此，多数媒体宁愿分众传播，辐射有影响力和购买力的人群，而不会把传播机会让与虽具有广泛注意力却无影响力和购买力的农民工群体，因为只有高能见度的资源才是媒体吸引眼球、扩大影响、提高效益的关键。而对于社会能见度低的个体或群体而言，因其本身泛大众的特质和边缘化的倾向，既不符合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又缺乏必要的经济支持和调动能力，被排斥或回避而不大可能赢得媒体的眷顾，有意无意地被遗忘或忽略。
同时，在传媒市场化的进程中，经济权力越来越深刻地制约与影响着媒介的价值取向。经济权力是经济主体通过对经济资源的控制而达到对他人的统治和支配的能力。经济利益集团依靠广告、参股等经济手段，一方面可以直接操纵媒体的话语表达，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其影响力和购买力来间接影响媒体的话语表达，从而主导了媒体的议程设置，即选题和报道迎合经济权力者的口味和需要。由于媒体背后存在着这些利益集团，人们要获得完整真实的信息，要完整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都会受到这些利益集团的限制。而基于经济原因，农民工无法主导消费潮流，他们在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相对于知识精英，他们被视为下里巴人，同时他们也是这个时代距离时尚最远的人。如果按上面的标准来衡量，农民工是媒介最不“合格”的受众，因而自然被媒介所忽视。
二、经济弱势使农民工失去媒介表达话语权
媒介表达话语权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只有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才可能享受到。农民工的微薄收入和沉重负担使得媒介表达对他们而言成为奢侈品。即使强势集团会出让部分媒介表达权给弱势群体，但由于农民工的受程度和文化水平都相对较低，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也相对较低，因而无法有效使用。加之媒介从业人员的阶层偏见，也使得农民工具有了弱势的宿命。
1、农民工话语表达缺乏经济保障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众传媒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农民工群体媒介话语权的缺失，其深层原因在于其经济地位的低下。弱势群体作为传媒“失语者”并非生来就没有发言的本能，或者说没有为自身基本权利去拼争的心愿，他们的“失语”只不过是囿于特殊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无奈选择。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群体，他们的产生本身就有其自发的经济因素在起作用。人类自古以来就存在城乡之间对经济发展成果的不均衡分享，我国建国以来这种不均衡表现的更为突出，几乎以掠夺的方式集中乡村资源支援城市发展，导致了目前乡村不能充分分享自己的经济发展成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增长，中国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加之农业的边际收益率低下，使得许多农民涌入城镇成为农民工，这种现象表明，在中国大陆，作为化和现代化一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已经开始，不过这种转移不同于西方国家以及其他已经基本上实现城市化的国家所发生的农村向城市的移民过程。西方国家的移民过程是农村的居民到城市中工作和定居，而这个过程在中国是以“农民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另外，由于吸收和运用媒介信息的能力有限，导致农民工没有主动争取话语权的观念和积极性。由于经济因素限制，农民工受程度较低，文化素质也相对较低，缺乏对国家的相关政策、文件及等知识的了解，对自己所享有的相关权利也缺乏了解。在利益受损时，不懂得或者无法充分利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权益，更谈不上去表达自己的话语。即使农民工知道怎样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对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其代价也是相当昂贵的，处于弱势地位、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民工，其话语权很难引起当局者的重视，维权的代价太高昂，严重地阻碍了农民工话语权的表达。
2、媒介从业者的阶层偏向
对于传媒与阶层关系的理解，主要有两类：其一是许多社会学者根据、经济、社会地位对社会群体进行分层，然后通过传媒反映，由大众选择和认同。其二是传媒本身作为一种事业或者产业，又在建构和塑造社会分层，提供一种对于社会阶层结构的认知，以至于形成阶层身份认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财富分配出现分化，社会结构出现了巨大转型，社会分层也高度复杂化，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原有的阶层社会地位也发生着变动，这种阶层状况深刻地体现在传媒中。特别是广告业的兴起，媒介作为产业和广告的载体，出现了通过传媒定位、市场细分来进行社会阶层划分的现象，白领、小资、中产、大众、金领、新富和雅皮等各种阶层首先在广告、时尚产业、消费品的媒介表达中被制造出来。尽管现在仍然缺乏各阶层实际与媒介接触的实证研究，但是以中产阶层为代表的新阶层成为传媒产业的宠儿却是不争的事实，以至于各种本来面向一般大众的都市报、通俗刊物，都在试图表达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新阶层的旨趣，中产阶层被塑造成一种特定的形象，其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消费品位被充分展示，相形之下，真正在国家人口结构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民、农民工、普通工人却成了弱势群体。这种传媒现象的背后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
首先，传媒作为社会现实的反映，必然对社会阶层状况有某种呈现。中产阶层、新阶层在传媒中突出的话语表达与其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和逐渐壮大有很大关系，各种弱势群体话语主体性的丧失，也与其在整个社会中经济、社会地位的沉降有必然联系。随着全球化、化的进一步推进，传媒业、广告业成为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制造者及社会再生产的推动机，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环节。市场经济的运行依托于经济理性、消费、物质追求、时尚和创意产业，依托于作为经济和消费主体的中产阶层。传媒产业的利益诉求、市场经济中的现代性逻辑，以其巨大的力量促成新的阶层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促成一种新时代中产阶层的主体性。
更重要的是，媒介作为一种话语表达的主体，不论是传媒从业人员，还是广告从业人员，自身正是新兴阶层的一份子，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拥有受人尊敬的工作，经济条件较好，与社会大众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之间存在着较为悬殊的地位差别。一个人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所看到的对象，新闻报道对弱势群体的偏见、传播者与边缘群体之间的地位落差以及由此带来的内在隔膜，不可避免地使传播者的视阈范围中要么没有“弱者”的声音，要么以自上而下的角度俯视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容易忽略为农民工立言，或者在采写与农民工有关的新闻时又容易陷入刻板与成见泥沼的原因之一。
其次，在媒体呈现中，农民工处在弱势群体的位置，这种弱势被高度集中于经济处境方面，包括工作环境的恶劣、经济利益被侵害等。对于农民工而言，经济利益是最急迫的，他们进入城市的最核心动力就是“赚钱”，没有工钱，他们无法糊口，无法在城市中生存。为此，他们不得不舍弃或无暇顾及其他方面的社会处境和社会权利，包括在媒介中的话语权。如果媒介也将农民工群体简化为一个劳工群体，只让他们在讨要欠薪时才和媒体发生关系，而把政治、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利益诉求和呼声遮蔽起来，则是对一个处于利益受损状态的社会群体多样化社会利益诉求的罔顾和漠视。
三、大众传媒应在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间保持平衡
新时期，媒介有着极其复杂的身份，它既是信息知识的传播者、政策的宣传者，也将逐步成为成熟的经营者。与此同时，媒介依然是社会公共舆论机构，虽然它的背后有着经济、政治等诸多力量的牵制和影响，但依然拥有着某种独立性和话语生产的自主权。因此，一方面，媒介作为社会公器和一种公共辩论的舞台，其作用在于交流观点，培育公民意识和传播公共话语，并将其所有的资源看作整个社会所有，对社会各个阶层都要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报道事件中，不避讳、不偏袒，反映各阶层利益。同时，媒体本身要更多地关注民声、传达民意，真正成为包括农民在内的老百姓的喉舌，自由表达农民的愿望和声音，正如桑斯坦指出的，“最重要的是，一个共和国，或一个异质的社会，需要一个竞技场，让一群经验、见解和想法各异的公民们，可以在此和他们碰面磋商，讨论什么是对大家都好的，什么才是对的。”另一方面，媒介的运转又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成的，所以媒介在选择受众群体时无法不带有某种倾向性，以维护和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
媒体应该寻求一个支点来努力平衡其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不能无限制地趋于市场化和城市精英化。媒体在拥有权力的同时，也要担负起相应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对于像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大众媒体更不能也不应该对他们的话语置之不理，必须赋予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对等的媒介使用权，平均地分配媒体资源。可以说，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农民工，反映他们的呼声和愿望，正是媒介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和自身存在的基本道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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