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视角的宏观调控
[关键词] 产业，消费结构升级，宏观调控
一国的经济是指一国经济形态由低级向高级转变的过程。而每种经济形态都有相应的主导产业支配着资源的配置。经济形态转变过程就是相应的主导产业支配资源从低级经济形态向高级经济形态的流动过程。从产业角度观察，一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经济形态转变中主导产业更替的过程。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实现主导产业之间更替中的平稳过渡，熨平主导产业交替过程中出现的经济波动，从而保持经济运行中资源自由有效地流动。因此，在结构上，宏观调控要保持产业结构的适度均衡，使主导产业的发展，既能强劲带动关联产业的协调增长，又不盲目脱离其他产业的超前增长，努力防止结构升级中出现严重失衡，促进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经济发展既可以依靠消费需求拉动，也可以依靠投资需求推动。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是从结构上调整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增长的比例。投资的快速增长带来的是中间需求，而消费的增长带来的是最终需求。只有社会消费需求增长了，才能有效带动社会投资需求增长。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以投资增长为主导，投资需求的拉动作用因经济运行中生产迂回的程度提高而得到强化。我国必须在保持适度投资增长的同时，将消费增长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实现消费需求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关键是要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只有普遍提高广大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形成一个足够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才能迅速形成更大的现实消费能力。
一、经济发展中产业运行的流程
我国人均GDP已达1000美元，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升级。代表消费升级方向的是汽车产业和住宅产业，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明显不同以往。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来看，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二元消费特征更加明显。消费水平明显滞后城镇，城镇居民消费引领产业结构升级。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约为1980-1986年。经济发展数据显示，该阶段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463元上升到963元，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由489元上升到872元，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处于百元级消费等级。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是生产日用消费品的轻加。轻加工业为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提供了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照相机等轻加工产品。轻加工业靠近消费品市场的下游端，拉动产业结构的效应最为直接，但对持续经济发展的效应较短。
第二阶段，大约为1987—1996年。经济发展数据显示，该阶段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112元上升到5846元，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由998元上升到5532元，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处于千元级消费等级。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是生产耐用消费品的重加工业。重加工业为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提供了彩电、冰箱、洗衣机等重加工产品。重加工业靠近消费品市场的上游端，对拉动产业结构的效应较为迂回，但对持续经济发展的效应较长。
第三阶段，大约从1997年至今。1997—2002年的经济发展数据显示，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6420元上升到9398元，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由5823元上升到7387元。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向万元级以上的消费等级挺进。在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由千元级升级为万元级过程中，出现了手机、电脑等通信产业的消费产品，电子通信产业因而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然而，这些代表万元级消费水平的产品对我国产业升级带动的力度不强，我国居民消费水平需要由千元级直接跃上10万元级。城镇居民消费进入10万元级以上消费等级，事实上需要较长时间的购买力积累。由于该经济发展阶段缺乏代表性的万元级消费水平的产品，从而表现为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严重不足。
经济发展是由消费需求引导下的主导产业实现更替的过程，经济发展中消费需求等级是与主导产业层次相对应的。因而，我国城镇居民百元级的消费水平的产品拉动了轻加工业的发展，千元级的消费水平的产品拉动了重加工业的发展，10万元级以上的消费水平的产品拉动了汽车和住宅产业的发展，而万元级的消费水平的产品缺乏直接影响了主导产业的升级。这造成了千元级消费等级的主导产业与10万元级消费等级的主导产业之间，缺乏万元级消费等级的主导产业过渡，经济发展中主导产业升级的跨度过大。为了解决产业升级中主导产业缺位的问题，缓解居民收入积蓄造成的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政府通过扩大基础产业的投资力度，以投资需求的扩张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因而，万元级的需求水平主导下的产业升级，是由国家投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基础产业发展实现的。这不同于百元级、千元级以及目前的10万元级消费水平主导的产业升级，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明显留有政府投资的特征，同时也影响了10万元等级消费水平主导下的产业升级的方式。
虽然此轮经济增长起源于消费结构升级，但产业运行明显受到政府投资需求拉动的影响。从消费结构观察，中央政府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创新了城乡居民个人消费信贷制度，从而提升了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预期，居民消费支付能力提升到10万元水平。以住房、汽车为代表的10万元级的消费产品，引导产业结构提升到10万元等级。消费结构升级引起了产业运行流程变化。随着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下游产业的住宅、汽车产品的需求上升，从而通过经济运行中下游产业的后向关联效应，带动了对钢铁、铝业、水泥等中游产业的产品需求，进而带动了此次经济运行的上游产业煤炭、原油、运输产业的需求增长。住宅和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对钢铁、水泥等重化工业产生巨大需求，从而打破终端产业和中间产业之间原有的供求平衡；而重化工业的加快发展也必然会对煤、电、油、运产生巨大的需求，从而也会打破中间产业和基础产业之间原有的供求平衡。作为中间产业的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必然会改变与住房、汽车等终端产业，以及与能源、运输等基础产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因此，重化工业成为中间传导产业后，带来了产业之间分工联系的重新调整，导致重化工业与终端产业、基础产业之间的技术消耗关系、产业关联方式、价值实现程度发生变化。因此，此次重化工业带动的经济增长，改变了经济运行中原有的产业关联。
随着经济增长中有效需求的扩张，产业结构升级导致市场出现了供求缺口。在此轮经济运行中，各个产业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价格机制在产业间的传导。作为上游产业的基础产业，电煤、原油、运输行业的价格受到政府部门相当程度的管制，煤、电、油、运的价格市场化程度相对最低，价格机制无法缓解煤、电、油、运业与重化产业这些中间产业之间的供求矛盾；住宅、汽车等作为此轮经济增长中的下游产业，其提供的耐用消费品价格受到市场消费需求的引导，而加工业消费品的市场化程度相对最高，明显受到市场消费需求的约束，表现为下游加工业产品在价格上扬力度不强的情况下，实现了市场数量规模扩张。因此，重化工业作为中间产业，其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张，既得益于上游产业成本价格过低，又得益于下游产业数量需求扩张。经济运行中的价格信号机制本身，无法调节钢铁、水泥、铝业的高速扩张，其直接后果引发了上游的煤、电、油、运业供给的空前紧张和下游的汽车、住宅产业的产品大量过剩。重化行业中的高额利润，吸引社会资金的进入。
二、经济发展中产业运行的特征
处于产业运行上游的基础产业，是为经济增长提供基础产品的产业。这些产业提供的能源和金属等产品都具有一个共性，即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都很低。当这些产业的产品需求出现明显增大时，基础产品的价格便会持续上涨，但这些产业的供给能力扩张很慢，这样基础产业的供需缺口就会逐渐变大。能源产业、公用事业产业的资源约束较强，反映了这些产业的供给弹性偏低，基础产业的产能扩张不能很快弥补供给缺口，进而加大了对基础产品的需求预期。从国际流程观察，过低的资源和要素价格吸引跨国将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利用中国过低的资源和劳动成本从事生产，从而加剧了国内资源和要素的供求紧张。这一方面直接推动国内基础产业的产品价格上升；另一方面通过从世界市场上的初级产品的进口将价格上涨传导到国内。国际传导因而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新因素。因此，政府的价格管制降低了短期供给弹性，导致我国资源被廉价过度消耗，国内资源在短期内不能迅速地增加供给；而资源潜力的约束制约了长期供给弹性，导致资源供给能力的提高长期受到制约，资源的供给不可能无限地增加。从此次经济运行中价格指数构成观察，价格指数涨幅之间出现了较大差异。原材料购进价格涨幅高于工业品出厂价格，初级产品价格上涨高于中间产品。能源、金属价格的上涨是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升的主要原因，投资需求膨胀导致了能源、金属价格的上涨。
处于产业运行下游的消费品工业，是直接满足消费需求的产业。这些产业提供的汽车和住宅等产品都具有一个共性，即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都较高。当这些产业的产品需求出现明显约束时，这些产品的价格将会出现持续徘徊。然而，在此次产业运行中，这些产业明显受到市场机制的约束，而供给能力却得到很大程度的扩张。其根本原因是，汽车和住宅产业的消费需求来自于高收入阶层，而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乏力。当高收入阶层的汽车和住宅消费需求得到逐步满足，这些产业的供给将逐渐出现过剩，产品应当出现程度不等的价格下降，产能理应在消费需求的制约下收缩。然而，在此次经济运行中，地方政府支持下的城镇化的投资需求弥补了住房产业消费需求不足，而中央政府支持下的工业化的投资需求弥补了汽车产业消费需求不足，城镇化和工业化共同作用下的投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经济自主增长中的消费需求。住宅产业作为城镇化中的主导产业，汽车产业作为工业化中的主导产业，其投资需求共同拉动了住宅和汽车产业供给能力的扩张。由于国内的投资需求无法及时转化成消费需求，城镇化和工业化投资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就会在重化工业和基础产业之间出现封闭循环，造成经济运行中投资需求的急剧扩张。因此，中等收入阶层的培养和产业投资主体的转换，成为宏观经济有效调控的关键。
此轮运行中，品出厂价格中的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大大高于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基本上没有传导到工业消费品生产。价格传导机制由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传递到消费资料价格上涨需要一个过程。由于我国经济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共同作用阶段，中间产业部门迂回程度提高，具备了吸收价格上涨功能。这反映在消费品市场化约束程度较高，以及投资品和消费品之间市场化程度的差异上。因此，此次经济运行中结构性宏观调控，既要努力消除价格机制形成中的体制障碍，又要缩小价格机制传导中形成的供求缺口。
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的运行阶段，汽车和住宅产业成为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产业。经济自主增长中的市场和行政因素，制约着重化工业带动经济的持续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深入，我国经济自主运行特征逐渐显现。
1.重化阶段特征明显。我国经济增长所处的阶段和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重化工业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2006年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了12.5%，明显高于农业和服务业增长率，工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引擎。在此轮经济增长中，重工业所占比重持续上升，2006年重轻工业比重保持在7：3，经济增长中重工业化特征比较明显。重工业拉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不断被释放出来。
2.资金投入依赖信贷。经济进入重化阶段，必然需要大规模资金支持。重化产业投资规模的扩张，将会受到现有融资渠道的制约。由于我国市场发展滞后，融资主要来源于银行信贷。这意味着中国此轮经济快速增长主要是通过贷款实现的。金融机构在这次重化产业投资扩张中，不仅要从增量贷款中获取资金规模收益，而且也要最终承担经济波动的大部分风险。
3.民营经济主导投资增长。此轮重化工业扩张将使生产过程更加迂回，在经济运行中形成了利润丰厚的中间需求。这会强烈地吸引民营经济进入，民营经济成为重化工业发展的重要投资主体。2005年非国有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占了66.6%。投资主体多元化引起了运行机制方面的改变，民营经济对经济增长的预期反映相当迅速，导致经济运行中利润丰厚的部门投资过剩，而利润薄弱的部门投资短缺。
4.地方政府利益驱动。地方政府出于发展经济增加财力的强烈愿望，具有了发展地方经济的强烈利益动机。土地成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最有效的资源，通过征用土地可以获得可观的收益。这造成地方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具有了行政风险。于是为了鼓励企业发展地方经济，往往给予企业过多的政策优惠，造成企业投资的生产要素成本被严重低估，扭曲了要素市场的价格信号，误导了企业的投资预期与投资决策。
5.内外市场相互传导。这次经济增长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异常强烈。重化工业和基础产业投资需求的相互拉动，加大了这次经济运行对初级原料的需求。由于我国油气资源和金属资源短缺，国内市场无法提供充足的资源，加剧了对国际市场上资源的依赖。而依靠进口解决资源缺口，可以突破政府对初级产品的价格管制，从而缓解国内资源紧缺的压力。
三、经济发展中产业调控的方向
笔者认为，实现产业投资方向的战略调整是本次宏观调控成功的关键。
1.从经济运行的增长阶段观察。我国经济正处在人均GDPl000美元阶段，产业结构处于快速变动期。这既是产业结构重化工业化阶段，也是产业结构服务化的重要阶段。工业化和服务化目前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因而，服务业同样也处于加速发展的转折点。服务产品具有收入需求弹性高、生产供给资源约束小、发展可持续性强的特点。因此，此次经济运行中的宏观调控，既要控制重化工业在经济运行中的过快增长，又要加快服务产业在经济运行中的增长速度。
2.从经济运行的投资主体观察。在此轮经济增长中，民间投资机制基本形成。由于地方政府职能的转换滞后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程，造成各级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事权扩张。地方政府出于增强本地经济实力的目的，往往需要突破本级政府受到的财权限制，热衷于利用行政权力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在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成为经济活动的投资主体，会利用地方行政导向扭曲市场导向，降低地方政府从事投资活动的要素成本。地方政府项目也存在着信用风险，地方政府信用也会引发信贷风险。因此，此次经济运行中的宏观调控，既要规范地方政府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行为，又要限制其违背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行为。
3.从经济运行的融资渠道观察。在此轮经济运行中投资增长过快，引发了信贷资金供应过猛。企业资金严重依赖银行放贷，而投资波动会造成银行不良贷款。在目前利率水平较低状态下的存款期限结构缩短和贷款期限结构拉长，表明银行资产负债期限结构出现错位，会造成隐性不良贷款的长期风险，银行因而会选择信用级别较高的客户进行长期贷款。我国金融市场应该根据不同经济实体的融资需要，在资金预算约束硬化的前提下，使得不同信用级别的企业机会和风险的关联深化。因此，此次经济运行中的宏观调控，既要使资本市场发挥满足企业发展的长期资金需求功能，又要使商业银行发挥满足企业发展的短期资金需求功能，实现企业融资结构的多元化体制。
1.从经济运行的国际循环观察。当前跨国公司正在加紧向中国转移加工装配环节，外商投资的迅速扩张放大了国内的生产能力。外资的大量进入促使我国形成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结构，强化了以外资企业加工贸易为主体的经济运行。2006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8319亿美元，占同期贸易进出口总额的47.2%，加工贸易出口增长了22.5%，而加工贸易进口增长了17.3%；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为10364亿美元，占同期进出口总额的58.9%。随着外资与外贸之间的关联日趋紧密，外资与外贸的规模和结构对我国的国际收支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外资的大量流入，增加了外汇储备，但由此加大了央行增发基础货币的压力，增大了我国货币升值的压力，因此，此次经济运行中的宏观调控，既要观察国内经济流程中内资的投资趋向，又要观察国际经济流程中外资的资金流向。
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结构转型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此次经济运行中的宏观调控，不仅要在经济增长中实现规模控制，而且要在经济增长中实现结构调整，既要抑制经济运行中投资增长过快行业的产能扩张，又要促进经济运行中投资增长薄弱部门的加快发展。因而，当前的宏观经济调控应以市场为基础，既要调控生产要素的供给总量，同时也要调控生产要素的供给方向。前者要求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后者要求保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我国经济处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经济运行经常偏离结构目标。为了保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此次宏观经济调控应重点加强经济结构的调整。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控制经济活动中的土地和信贷供给规模，只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调控起到短期效应。为了保持本轮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此次宏观经济调控应着重调整固定资产的投资方向。要实现此次经济运行回归正常运行轨道，土地和资金的投向及流向的调控，必须符合宏观调控的长远目标。在目前市场要素成本低廉，企业投资欲望强烈的情况下，只有从生产要素投入的结构上管住信贷和管紧土地，才能真正抑制经济运行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问题。因此，宏观经济的调控，不仅仅是建立在规模控制基础上的行政调控，而且应该是建立在结构转型基础上的市场调控。
此次经济运行中的宏观调控，在调控初期相机利用行政手段实现固定资产的总量调控以后，在调控后期应该主要利用市场手段实现固定资产的结构调控。利用经济手段调控经济活动中生产要素的供给方向，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调控起到长期效应。中央政府应以宏观经济目标统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财政收支和货币信贷引导社会资金流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中应更加注重经济手段的应用，通过形成灵活机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机制来调节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预期，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收缩中实现投资结构的调整。因此，此次经济运行中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出路，就是从投资结构上实现固定资产投资方向的战略调整，从而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我国经济增长今后在相当程度上还要以投资增长为主导，优化产业投资结构始终是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在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互动关系，我国经济增长需要依靠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联动增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消费需求增长比较平稳，实际年均增长率始终保持在10%左右；而投资需求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我国经济波动在很大程度上与投资需求增长密切相关。经济增长既需要通过消费需求引导投资需求增长，形成满足现实消费需求的产业能力；又需要通过投资需求形成产业能力来引导未来的消费需求。因而，投资需求增长能否顺利转化为消费需求增长，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运行的质量。否则，投资增长过度，要么在国内形成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要么向国外大量出口过剩生产能力。因此，此次经济运行增长中的宏观经济调控，不仅在于使投资需求在产能过剩部门和产能薄弱部门之间协调增长，进而实现产业均衡；而且在于使投资需求在现实主导产业和未来主导产业之间协调增长，以实现产业升级。
我国经济处在人均GDP1000美元阶段，产业结构正处于快速变动期。在这一经济增长阶段，不仅需要大力提高重化工业化的水平，而且需要提高加工工业化的水平。这不仅要在重化工业内部提高加工业度的水平，而且要在国民经济整体提高加工业度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向低加工业度的重化工业倾斜，只会形成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重化工业，经济较快增长要承受较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而固定资产投资向高加工业度的重化工业倾斜，反而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重化工业，经济较快增长将承受较小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因此，适度减少对初级重化产业项目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引导企业转变资金投向和银行控制信贷规模，这样有利于调控投资规模增长过快而导致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失衡。因此，本次宏观经济调控成功的关键在于实现投资方向战略调整。应鼓励固定资产投资向高加工业度的重化工业倾斜，减少对低加工业度的重化工业的倾斜。依托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加快信息、装备制造、运输装备、生物医药、新型材料和新型能源产业发展，抑制钢铁、水泥、铝业产业的低加工业度扩张，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带动结构升级的产业发展，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消费结构的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