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范效应与寻租的动态变化
关键词: 寻租 示范效应 动态变化
前 言
寻租是政府官员腐败的主要形式。塔洛克指出,一个人投资于某一活动,并没有实际地提高生产率或者实际上降低生产率,但是这一活动却因给予他某种特殊地位或垄断权力,而使他的收入增加,这就是寻租,由此得到的收入就是租金 [1] 。寻租不仅是利益集团的行为,同时也是政府官员的举动。利益集团为了获取某种垄断权利,往往与官员分享全部的租金。政府官员的这种寻租行为,麦克切斯内(Mcchesney·F)称之为“创租” [2] 。有的政客可能是因为级别低,权力相对较小,通过“政治创租”而获得的租金不能令他们满意,于是就会故意提出某项会使利益受损的政策作为威胁,迫使企业分割一部分既得利益与自己分享,这种作法麦克切斯内称之为“抽租” [3] 。不论是政治创租,还是抽租,实际上都是利益集团的垄断利润给官员分享的一部分;所不同的是前者从竞争状态到寻求垄断而产生,后者是为了保持现有垄断地位向官员支付的“酬金”。它们都是既定制度提供的租金总额中的一部分,寻租理论认为,当利益集团为寻求垄断发生的竞争达到均衡时,企业寻租成本会与垄断利润相等,这时政府官员获得的租金几乎等于企业的寻租成本,也即全部的垄断租金,而企业只能获得与竞争条件下相同的正常利润。实际上,这种租金几乎全部为官员所得的极端情况在现实中基本不存在,由于利益集团为寻求垄断发生的竞争实现均衡需要经历较长时间,同时因为寻租的非法性,通常情况下,政府官员往往只获得了全部租金中的一部分,至于这一部分占全部租金的比重大小是可以变化的,从检查机关查处的腐败官员的贪污、受贿的数额上看,这一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呈几何级数递增。这一比例的递增一方面是利益集团之间竞争日趋激烈的结果;另一方面,笔者发现寻租存在示范效 应,由于同时有示范效应作为内在动力才导致腐败官员贪污、受贿的数额上升。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揭示示范效应与寻租的动态变化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我国政府反腐败提供新的思路。
1.寻租的示范效应
为了说明示范效应对官员获得租金占全部租金比例的影响,假设在一定的制度和经济水平下,有任一寻租者A。
y:表示A寻租者期望获得的租金额;
t:表示A寻租者能够寻求垄断的权力,可以用其官职大小来表示;
y p :表示全社会官员获得租金的平均数额。
则有:y=f(yp,t)
函数式表示A寻租者期望获得的租金额取决于他的职务大小和全社会的平均寻租水平。同时假定函数是凹函数。
求函数的全微分得:
式中,的含义是全社会官员平均寻租额的变化对A寻租者寻租期望值的影响;的含义是A寻租者职务的升迁对其寻租期望值的影响,很显然;的含义是在y既定的条件下,A的职权变化与全社会官员平均寻租额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怎样?通过作一条寻租等期望值曲线就
能很直观地发现。如图,横座标表示t,纵座标表示yp。曲线表示,在y既定的条件下(即dy=0),yp与t之间的关系,由于函数是凹的,则寻租等期望值曲线凸向原点,那么,y既定时(如y=yo),yp与t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这样,曲线上任一点B的斜率k=,很显然,于是有。
C′ |
D |
O |
D′ |
t |
y=y0 |
C |
yp |
说明了全社会寻租者的平均寻租额上升会使得A的寻租期望值增加,反之,则下降,也就是说寻租存在着示范效应。
由于模型是以任一寻租者A作为分析对象进行研究的,只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成立,则寻租的示范效应就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2.寻租的动态变化
寻租的动态变化是指寻租者个人获得的租金数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表现出的变化趋势,它因示范效应的存在和寻租等期望值曲线的移动而发生。寻租的动态变化表现为寻租者的相对寻租额和绝对寻租额的改变。
2.1 相对寻租额及变化
当利益集团为寻求垄断而发生的竞争达到均衡时,政府官员几乎获得了全部的租金。由于这种竞争均衡的实现需要经历较长时间,这种既定条件下的租金总额通常不会全部为官员获得,剩下部分则被利益集团占有了。那么,一名官员获得的租金占其可能获得租金总额的比重,或者说相对寻租额的大小,就可用其在寻租等期望值曲线上的实际位置得到说明。如图中的B和B′是A寻租者在寻租等期望值曲线y=y 0 上的任意两点,CD和C′D′分别是过这两点的切线,前者较后者斜率大;表明前者表示的相对寻租额大,后者表示的相对寻租额就小。假如有一名省长和一名乡长,他们两人有着相同的寻租等期望值曲线y=y 0 ,B点是乡长的寻租点,B′是省长的寻租点;如果y 0 每年是10万元,则可认为乡长很贪,省长较清廉。因此,用相对寻租额的大小,可以对一名官员的腐败程度进行准确的度量。
在一个社会里,并非全部寻租者的相对寻租额相等,或者说CD线的斜率相同。有的大,有的小,大者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贪得无厌之徒,小者便是相对廉洁的官员。对于一名寻租者来说,他的相对寻租额是可以变化的,一方面它受寻租企业之间竞争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取决于示范效应;前者是外因,后者是内因。本文的研究仅限于内在因素,即示范效应对相对寻租额的影响。根据本文的观点,一名寻租者的相对寻租额随着其他寻租者的平均寻租额的变化而改变。由于这里 分析的寻租者是一些大、小官吏,而官吏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原有的老官吏不断退休,同时也有新成员的进入。新成员适应官场环境之后,他们的平均相对寻租额就会与原有的寻租者相同,这中间通常会有一些胆大妄为者,于是在示范效应的作用下,胆大妄为之徒就会越来越多。结果就是全体寻租者的相对寻租额普遍上升,也即CD曲线的斜率变得越来越大。当然,如果官吏中的新成员普遍是良民出身,情况就会刚好相反。
2.2 寻租等期望值曲线的移动
寻租的动态变化不仅表现为相对寻租额的改变,还包括寻租等期望值曲线的移动。导致寻租等期望值曲线移动的因素既有内在的因素也有外在的原因,外在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一个国家法制的健全程度。法制的健全是指“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总和,缺少任一项都是法制不健全的表现。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制越来越健全,寻租者的寻租成本就会越来越高,他们就有减少寻租额的倾向,则曲线会移向原点,反之,则向右方移动。
第二,中的管制程度。如果管制增加,则制度能够提供的租金总额上升;寻租者即使其相对寻租额不变,他们的绝对寻租额也可能增加,于是曲线会向右移动。如果管制减少,则制度能提供的租金总额下降;寻租者不提高其相对寻租额的结果就会导致他们的绝对寻租额减少,于是曲线会向原点移动。
第三,经济水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的GDP在不断增加,则既定制度能提供的租金总额上升,曲线就会向右移动;相反,经济处于衰退状态中时,既定制度能提供的租金总额下降,曲线就会移向原点。
第四,寻租之间的竞争程度。寻租企业之间为寻求垄断而展开的竞争越充分,则既定制度能提供的租金被官员获得的就越多;此时,不仅广大官吏的相对寻租额上升,同时绝对寻租额也会增加,即寻租等期望值曲线向右移。
一个国家的、制度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及寻租企业之间的竞争程度决定了寻租等期望值曲线的可能位置。寻租等期望值曲线的右移,说明了寻租者的绝对寻租额在增加,但他们的相对寻租额可能不变。
寻租的动态变化包括相对寻租额和绝对寻租额的改变。通常情况下,这两者是同时变化的;它们的变化尽管有着不同的机理,但也有共同的外因与内因,那就是寻租企业间的竞争程度与示范效应。只要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停止增长,寻租企业就会不断增加,它们间为寻求垄断的竞争就不会实现均衡,因而要改变寻租的动态变化趋势,就只能够通过扭转示范效应才可能实现。
不论外在因素怎样作用,都需要有示范效应作为内在动力,才能使得寻租出现动态变化。当全体官吏的平均寻租额还很低时,每一名寻租者的寻租期望值也不会很高,尽管制度能提供的租金总额较大。此时的租金主要被寻租利益集团获得,他们寻租的边际收益远远大于边际成本,为了追求更多的租金收入,增加寻租活动量就成了他们的理智选择,加入寻租集团的企业也就会越来越多。寻租企业之间的竞争,增加了企业的寻租成本,降低了企业的寻租收益;寻租企业的成本基本上就是赋予他们垄断权力的官吏的租金收入。并不是每名官吏的道德水准都一样,当少数官吏获得的租金增加时,全体官吏的平均寻租额也就上升了,在制度与法律有空隙的情况下,官吏们的寻租等期望值曲线就会移向右方,同时也伴随着相对寻租额的上升。这也就能部分地解释在毛泽东时代的,广大官员普遍廉洁这一现象。在那个时代,尽管经济中的各种管制很多,法制也不及现在健全,由于寻租还未形成风气,因而官吏们的寻租等期望值曲线还靠近原点。之后,由于国企改革产生的利益激励,导致企业为寻求垄断而展开了广泛的竞争;寻租企业之间的竞争,使得官吏们就能获得更大比例的租金,尽管经济的市场化速度在加快,各种管制不断减少,法制也在逐渐完善中,但GDP的快速增长,加之有示范效应作为内在动力,广大寻租者的相对寻租额和绝对寻租额都呈上升趋势。这应该能作为社会普遍感觉到的腐败问题日益严重的一种理论解释。
内在动力与外在因素的共同作用,推动着寻租等期望值曲线向右移动。当一个国家的GDP停止增长、经济中的管制与法制既定、寻租企业间的竞争实现均衡时,曲线的移动已经没有空间,此时寻租者的相对寻租额不能再增加,制度能提供的租金几乎全部为官员获得。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不存在,经济中的管制需要尽可能减少,但并不等于完全取消;法制的完善也有限度;GDP的增长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永恒的主题;那么,随着GDP的增长,为寻求垄断而参与竞争的企业也会不断增加,同时作为内在动力的示范效应的存在,就一定会推动寻租等期望值曲线向右移动,只是速度可能放缓。这或许就是我们国家尽管经济中的管制在不断减少,法制也在不断健全,打击腐败的力度也有所加大,但人们普遍感觉到的腐败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的原因。除非示范效应逆转,即寻租者的平均寻租额因成员构成的变化而出现了下降的良好开端。
不论是相对寻租额的上升,还是绝对寻租额的增加,都需要寻租的示范效应存在并发挥作用才可能出现。如果要促使社会腐败风气好转,不仅仅要减少管制和健全法律,更主要的是要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3.政策意义及对我国的启示
只要寻租者的绝对寻租额在增加,则寻租的社会成本就会上升,由此而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也就会递增,完全消除寻租是不可能的,但要尽可能的减少寻租是每一个社会的需要。减少寻租就是推动寻租者的寻租等期望值曲线向原点方向移动,要推动曲线移向原点,主要应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第一,加快法制建设的步伐,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这样能提高寻租者的寻租成本。对于一个法制本来十分完善的国 家来说,这一措施已没有作用空间;但就我国当前而言,进一步完善法制至少能减缓寻租等期望值曲线向右移的速度。
第二,减少经济中的管制,使得制度能提供的租金有所下降。新制度经济学早就告诉我们,取消管制是消除腐败的必要条件。由于市场机制存在着失灵,完全取消管制显然不可取;那么,尽可能减少于经济发展不利的管制,不仅能推动GDP增长,还有利于减少寻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其实也就是逐步减少管制的过程,而我国腐败的恶化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表面上看,似乎减少管制是使得我国腐败恶化的原因;显然,这是犯了“后此谬误”的错误。我国腐败问题日益严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不减少管制,问题一定会更加严重。
第三,改革并完善领导干部的产生机制。如前文分析,如果一国经济处于强劲的增长状态,前面的第一、第二两条措施还不是必然能推动寻租等期望值曲线向左移动,在法制完善与管制减少已经没有空间的条件下,曲线向右移动不可避免。要扭转这一趋势,唯一有效的措施是改革并完善领导干部的产生机制。领导干部的产生,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机制;如果一级领导干部是被上级任命,则由于信息的不充分,导致上级领导失察的可能性极大;此时,一些道德败坏,贪赃枉法之辈进入领导队伍的数量可能会较多,尤其是部分不合格者会在上级面前极力隐瞒真实信息,其信息隐藏成本则较小;特别是,如果上级领导也是擅于寻租者,则买官、卖官就会成为普遍现象;一些花较大代价买官的人,其目的本身就是为了以后更多的寻租,这样一来,在官僚队伍中,道德水平低下,勤于寻租者比例就会上升,广大寻租者的平均寻租额就会增加,这就产生了不良的示范效应。如果领导干部是由下面的民众选举产生,则官吏的各种信息就会广为人知,信息隐藏成本极高,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官吏的道德水准、廉洁程度一般来说要好于平均水平;他们尽管也会是寻租者,但平均寻租额会有所下降,这就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如果领导干部的形成机制改由上级任命为民众选举产生,即使其他条件不变,也会在短期内大幅度扭转腐败风气;如果保持由上级任命不变,则,即使加大了打击腐败的力度,取消了很多不应有的管制,也不能逆转寻租的变化趋势,最多只会降低加速度。
:
[1]Tullock,G.“The Backward society:static Inefficienly,Rent-secking and the Rule of law”,in Colander,D,(ed)[J].Neo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1984,4:56.
[2][3]McChesney,F.“Rent Extraction and Rent Creation in the Economic Theory”,in Rowley,C.&G.Tullock ed[J].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nt-secking,1988,5.179-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