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济与亚洲经济的一体化
[关键词]中日关系，亚洲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发展阶段，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为典型的区域一体化组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顺利发展。由于地区特点和时代区别，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路径必将呈现自身独有的特征，其中中日经济的发展将起到不容忽视的关键性作用。因此，本文就中日经济与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一、中日关系与亚洲经济一体化
亚洲是世界上、经济、文化背景最为复杂的交织区域，亚洲经济一体化也是当今世界上三个经济一体化区域中内容最复杂、表现形式最为特殊的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正式启动与顺利发展，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尤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亚洲地区多样性突出，内部动力不足，核心国家缺乏，安全环境欠佳，所以对经济一体化的反应比较迟缓。也是由于这些因素导致的亚洲内部本身多种力量的制衡产生的离心因素，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亚洲经济的一体化已经不再可能走欧盟或北美的发展道路，这一点是人们已经形成共识的。
欧盟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相近，并且有德、法经济巨头牵引；北美有美国强势经济的作用，区域内向心力形成。亚洲则不然，作为二十一世纪亚洲经济发展具有影响力的两大巨头，中日两国的关系无法定位，使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带来许多变数。可以说亚洲经济一体化过程是处于外有全球经济力量的压力，内部却没有完成统一整合，就匆匆上路了。
加强亚洲经济合作实际上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多次有提出过，但是都在外部强势力量的打压下都先后夭折了。随着战后亚洲经济的发展，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大趋势下，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变得不可能再停滞了。亚洲各国已经强烈意识到了加快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尤其在经历了危机后，很多国家和地区之间开展了多层次的双边和多边以及次区域经济合作，为促进亚洲一体化的顺利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亚洲本身的经济发展、政治因素、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当今世界各种力量在亚洲交集密切，使亚洲一体化进程显示出两个独特的和其它经济共同体有明显的特征：一是包容的、歉收并蓄的，二是合作层次是多元的、多方位的、甚至是重构的。
通过政治对话和安全合作提升政治互信，通过合作促进发展、实现共赢和多赢，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也是亚洲合作必须明确的大方向。亚洲国家的多样性决定了地区合作的特点是“合而不同”。亚洲国家在长期的交往与实践中认识到，只要本着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的原则，国与国之间共识就会不断增多，分歧就会越来越少。基于对各国多样性的认同和尊重，遵循由易到难、循序渐进、求同存异的原则，扩大了各方的利益汇合点，给各成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通过集体行动应对风险和挑战，亚洲各国患难与共，有效控制和解决了众多的地区热点问题：亚洲金融危机最终得以平息，禽流感和SARS等公共卫生与安全方面得以成功合作，印度洋海啸灾难在亚洲各国人民的关心中得以缓解，等等。在经济、政治、卫生等诸多领域的合作促动了区域忧患意识，增强了区域凝聚力和合作紧迫感，为推动地区金融合作、建立和完善公共卫生和突发自然灾害预警和反应能力注入了动力。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不断扩大的有效合作进一步巩固了亚太安全基础，这也将有利于区域合作整体实力和水平的上升。
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大致经历了战术的预备期(20世纪60--80年代)和战略的布局期(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这两个阶段中，中日经济的发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战术的预备期，在日本经济的带动下，亚洲出现了“雁行模式”下的亚洲经济奇迹，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在战略布局期，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大力推动下，亚洲区域建立了多种活跃的合作机制，显示出了区域合作的特点和重要性，为其他区域合作提供了相当成功的范例。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建设上，与北美和欧洲那种以大国或核心国家为主导构筑区域一体化的方式不同，由于没有一个占据绝对优势的力量，亚洲正尝试通过区域、次区域和双边等层次上的整合，最终促成大的区域一体化。表现最突出的是在次区域上，目前基本上形成了以东南亚、东亚，以及南亚次区域一体化为主体再进行整合的“亚洲路线图”。 目前，东亚是亚洲区域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近年来随着东亚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内需的增长，区域内成员的相互需求也进一步增加，使东亚的一体化更趋于成熟e。东盟是亚洲目前区域经济合作最为成功的，我们可以把东盟作为亚洲经济一体化的中心榜样。由东盟扩展开来的与中、 日、韩三国的10+3高峰对话，签订了一系列的合作框架协议，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快了自由贸易区或零关税区的建设进程。目前这个区域经济合作模式虽然不尽完善，但是却已经成为整个东亚甚至亚太经济区的热点，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而南亚地区由于印度为首的周边国家之间相互贸易比较有限，所以经济一体化程度也相对低得多。即便如此，南亚区域合作组织已经决定把分阶段、有计划地最终建立南亚共同体作为总体目标。南亚自由贸易区也已经正式启动，并力争到2025年实现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形成单一市场。在中亚，连接中国和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五国的上海合作组织也不再限于在安全领域和反恐领域的合作，而正在向经济贸易领域扩展并不断同其他国家以及国际和地区组织开展对话与合作。此外，由中国、俄罗斯、韩国、朝鲜和蒙古国于1991年发起的图们地区合作计划，也将通过推动地区经济合作，促进这一地区各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不断发展。而中亚和西亚经济合作组织也在积极开展中亚和西南亚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探求中亚国家和阿拉伯海沿岸国家之间的联系。还有亚太经合组织、博鳌亚洲、 “伊洛瓦底江一湄南河一湄公河经济合作战略”高官会，以及区域内其他多种官方、半官方论坛、区域次区域的经济合作，都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推动着亚洲区域化的进程，为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最终实现不断构建基础。
东盟以及由东盟扩展开的10+3模式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渠道，而在这个主渠道中，无论如何必须看到中日合作在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所承当的作用。可以说，中日两国的合作是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力。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经验表明，大国及其协调配合是区域经济合作顺利进展的关键所在。实际上，中日在东亚的经济地位，要比法德在欧洲的经济地位要高出许多。如法德两国占欧盟25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尚不足40%，而中日两国占东亚13国 (东盟10国+中日韩)经济总量的比重则超过了80%。占有如此举足轻重地位的中日两国，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导致互相缺乏足够的信任，不能通过协调配合共同发挥推进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作用，影响了东亚经济合作的顺利进展，整个亚洲的一体化进程也在无形中遇到了羁绊。
二、中日经济互动对亚洲一体化的影响
中日是当前亚洲最重要的两个经济大国，对亚洲经济二体化的影响是无人置疑的。小而言之，中日合作对次区域，区域的经济整合有着直接的经济带动；大而言之，中日合作对于形成亚太区域的经济力量，对于世界经济也是不能忽视的，这也是美国极为关注中日关系的重要出发点之一。2005年4月，日本外交部副部长逢泽一郎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亚洲圆桌会议时也表示，中日保持友好关系极其重要，因为它将影响亚洲乃至全世界的稳定与经济发展，因此两国将通过和平途径来修补紧张关系，共同为促进世界的经济增长铺路。如果舍弃了中日两国的携手推进，亚洲一体化的进程必然要曲折得多。
1、日本经济恢复与发展在战术预备期的作用
二战后，日本致力于经济发展，成为了亚洲第一个实现化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对亚洲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应当肯定的。由于日本经济发展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动力，要求实现部分产业向国外的转移，而周边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无疑成为承接梯度产业的首选地。由此，在日本经济的领头下，亚洲经济出现了“四小龙”模式，及紧随其后的还有“四小虎”以及更低层次的其他国家，构建了典型的“雁行模式”，实现亚洲地区国家经济发展的梯度型态。这种以日本为大雁带动的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被世界堪称为“东亚奇迹”，给整个世界都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整个亚洲的经济都陷入的全面的贫穷和落后，战败的日本也处于全面的萧条状态。但是，由于美国对日本经济的援助，给日本经济的重新恢复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不久朝鲜战争爆发， “特需”再次为日本经济(特别是重工业)的振兴提供了条件，特需经济成为了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在经济发展战略上， 日本政府采取了政府主导、出口扩张为主要特征的战略导向，通过需求引导、市场扭曲的方式得以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恢复和发展。随着日本经济在战后的重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70、80年代以来，作为在东亚地区唯一的经济发达国家，其经济带动的“大雁”作用日益显现出来。一方面， 日本开始逐步向东亚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把成熟了的或者具有潜在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后者又将其成熟的产业依次转移到东盟诸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 由此，在东亚地区建立了以自己为核心的“东亚雁行国际分工体系”。随着东亚区域雁行国际分工体系的逐步建立，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日益深。另一方面， 日本经济的复兴提高了对资源、上游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等的需求，也为亚洲其他国家发挥自身的劳动力、资源等要素上的比较优势提供了条件，从而得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实现罗斯托所说的经济“起飞”奠定了相应的基础。虽然，基于比较优势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开始备受争议，但是其对东亚经济奇迹的产生以及日渐向更高层次经济发展模式转移的基础性作用则是勿庸置疑的。由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基于传统雁行分工体系之上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加之地缘上相近，文化传统上相亲，因此，二战以后，在东亚地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非制度性经济圈。
这个时期可以称为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战术预备期。我们不可否认日本对亚洲经济的影响，以及提高亚洲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合作上认同的重要性；但是也同样不可否认这种影响的局限性。毕竟，有着相当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很深厚的冷战味道，与其说对东亚经济的全面带动，不如说是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示范作用，因而对于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整体推动作用也是有限的。局限性的表现。一是地域性，二是经济规模，三是政治意识。中日-[飞诺网FENO.CN]
2、中国经济的崛起在战略布局期的推动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以突破原有僵化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国民经济从此驶上了快车道。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也开始参与东亚国际分工体系，整个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态势发生了质的变化。首先，中国拥有当时几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因而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上的优势是难有可其匹的。其次，中国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庞大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队伍，从而在某些高科技领域甚至可以同世界最发达国家一争高下。再次，由于地域广大，经济发展水平从沿海到内陆呈现出由高到低的明显的梯度差异——在东部沿海城市(如上海)，其发达程度在许多方面已不让香港特区、台北；西部内陆一些省份和地区的落后程度却也不让东亚最落后的国家。所以，当东南沿海地区因工资水平上升而丧失生产劳动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后，中、西部地区(或来自这些地区的劳工)将能很快弥补东南沿海地区因产业升级留出的空间。因而，在已经进入某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之后，中国仍将能长时间保持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优势。最后，虽然人均收入很低，但由于人口众多，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广大的市场，对外国投资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兴起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巨大的出口潜力和对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引起东亚其他国家的严重忧虑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日本白皮书认为，的打断了由日本形成的“东亚雁行国际分工体系”，东亚地区的雁行发展模式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发生了变化。白皮书说，作为其特征就是中国不仅在生产和出口的量方面不断扩大，而且从劳动密集型的纤维产业到相对技术密集型的机械产业，国际竞争能力都在不断提高。中国在80年代后半期开始提高了纤维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又从90年代后期开始加速提高机械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表明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由原来的雁行发展模式向新的发展模式发生变化。白皮书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概括为外资、高素质工人和人才，以及政府的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在各个领域的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将加剧与其他东亚各国的竞争。特别是中国机械产业的发展，不仅激化了与东盟，而且还激化了与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竞争。白皮书还指出，中国的发展促进了东亚地区的竞争，同时，通过推进构筑以东亚为中心的有效的分工，有利于促进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
日本白皮书虽然不无醋意地提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东亚国际分工体系的影响是没有错的，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影响对亚洲一体化的进程也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点是他们没有看到或者是不愿看到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不可忽视的技术力量、庞大的消费市场、迅速膨胀的经济总量，这和在此之前成长的较少的投入便能产生明显的产出的“浅碟型”的“四小龙”、“四小虎”具有明显不同。庞大的中国经济体迅速地吸收了日本外溢式的经济辐射效应，沉睡的“东方雄狮”正在慢慢地苏醒，并开始对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了影响。
中国对亚洲一体化的影响实际上是在一定背景下形成的。首先，日本经济已经持续10余年处于萧条和低迷的局面，日本经济的黯然衰落，使其在东亚传统雁行分工体系中的领头雁地位开始发生动摇。其次，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在中国经济影响下开始活跃。东亚其他各国和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正在逐步摆脱逐级跟进的传统模式的障碍，开始跳跃式地进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第三，日本与四小龙之间的分工层次差距日益缩小。同时，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其初步形成的从基础技术到中间技术再到高技术产业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形成一个与日本并行的产业与经济板块，也影响了亚洲其它国家和地区对合作与竞争对象的选择、研究。
一边是日本经济的停滞，另一边是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这种新的区域经济特征改变了整个东亚经济发展格局，打破了原先的雁行模式，呈现了一种全新的、活跃的东亚经济齐头并进的局面，东亚经济新的合作方式已经呼之欲出了。简而言之，在带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龙头作用上已经不再限于日本，中国的影响力和作用正在日益提升而不容忽视。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以发展中国家的面目出现的，以其特殊的经济发展格局，真正在东亚建立了平等互利的发展机制，对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推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在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上的作用更加积极，在整个布局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我在 2004年博鳌讲坛上认为亚洲经济的奇迹，将在新的格局下出现。”
从经济层面上说，中日经济发展的前后作用都在积极推动着亚洲经济从局部向更广大的层面上走向一体化的进程。然而，经过了战术预备期和战略布局期之后，中日两国的认同感，同样在影响亚洲经济的一体化的走向。
三、关于亚洲经济一体化走向的思考
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实际上反映了，中日两国面对亚洲两强并立的思考。经济上的互相依赖已经形成，谁也无法改变。这是经济热的原因。两强并立如何让人物在心理上适应，并形成成熟的外交战略，共同以大国的姿态，共同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这是当前的重要醒酿期。
由于中日政治关系遭遇“冷冻”，以东盟为主导、“10+3”机制为主渠道的方式越来越发挥着推动地区经济融合的主要作用，并逐渐摸索出了一条符合东亚地区多样性特点的合作之路，成为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可以说，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自始至终都深受美国及亚洲之外经济利益的影响。因为在亚洲两强并立的局面下，无论美国还是日本都不愿意由中国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因而，形成当前共主的局面，也客观上符合亚洲经济的精神，实在是内外形势妥协的最终结果，体现各国寻求共赢、全面开放的特征。但是在根本上，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走向如何、能否真正形成，中日两国的经济走势以及相互关系将在其中起关键性的作用。
先看日本，虽然自广场协议以来整个国内经济停滞多时，但是其在外汇储备、国外总财产净值、官方发展援助、国内财产、产业辐射力等方面仍然是独占鳌头的。再看中国，经济总量庞大并且增长迅速很让人欣慰和感到希望，但是仍然存在众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些还是结构性、根本性的问题。如内需的真正启动、体制方面结构性的彻底改革等，这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能为外界因素打断这个进程。在经历了十几年漫长的调整后， 日本经济也开始出现了生机。从 2002年起，日本经济开始步入了新一轮周期回升阶段，但是此次经济回升同样在相当程度上是靠出口来带动的。特别是对华出口的迅速增长，是日本经济迅速复苏的重要引擎之一。从2000到2005年，日本出口贸易增长了24.5%，而对华出口却增长了164.1%，对华出口对日本出口贸易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2.5%。对华出口占日本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则由6.3%提升至 13.4%。日本贸易发展全面起飞，中国功不可没。日本学者大前研一甚至认为，“中国特需”对日本GDP的拉动至少在1%以上。多数日本推测，未来5~10年，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可能还会比现在增加一倍。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日本经济的复苏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包括日本政界在内的各界、部门和认识都不能忽视，因而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哪怕小泉在强硬回答靖国神社问题时，也不忘记说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是机遇。日本政界的强硬不妨可以看做日本面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的心理调整。这个过程，我相信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中国及亚洲的看法也会改变。当然，日本经济的恢复也扩大了中国的出口市场，增加了产业协作与互补的可能性，中方的受益既有显性的也有潜在的。
所以，中日任何一方的发展都需要以对方的合作与发展为前提，在互利、共赢中实现经济的共同发展。目前，日本和中国分别占东亚(10+3)经济总量的61.6%和20.1%，东亚经济的良性发展需要中日两国经济的共同发展和积极参与为基础，中日两国在参与和推进东亚经济合作方面也同样存有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共同推进一体化的过程中，离开对方的配合和支持，双方都不可能顺利实现自己的合作目标；没有双方的协调和合作，东亚经济合作也不可能取得顺利进展。
不管是在战略的预备期，还是在战术的布局期，中日两国都对亚洲经济一体化都作出了应有的不同贡献。随着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两国相互依存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也日益体现在区域和多边层面。中日两国在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和应对全球经济风险层面的相互依存关系，也显得非常必要。目前东亚经济合作的重要成果是在建立FTA(自由贸易区)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 日本和韩国已分别与东盟达成协议，拟先后于2010、2012和2009年建成FTA，但中日之间由于政治的困难，迟迟未能启动FTA建设，直接阻碍了东亚统一的FTA建设的进展。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应当加强与日本经贸联系，加紧和日本共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双方的分歧应当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去求得化解。一体化的进程，可能呈现出，中国、日本——中、日、韩——3加10——3加更多的亚洲国家，这样一个滚动中发展的局面。中国毕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负责任的世界性政治大国，中国、日本、韩国三国共同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将越来越使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实际上也是不断提高我国的经济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的过程，也具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日本在国际上的相对影响力的作用。因而，孤立与边缘化日本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显然是不可取的。我们应当积极鼓励日本创造平台，使其积极参与促进一体化的进程。美国新财长保尔森9月13日发表的一篇关于中国经济的讲话让媒体感到耳目一新。在讲话中，人们没有听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刺耳的要求人民币“马上升值”的声音，而是无前例地称赞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领袖”，并表示“希望看到中国成功”。
总之，亚洲经济一体化向前推动，不仅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日本的利益。我们要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中去化解双方的分歧与矛盾，发挥各自的经济实力与种种优势，促进东盟高峰会发挥更多的实质性作用，积极团结其他各种区域、次区域性的组织以及亚洲各国，保证亚洲经济一体化向前顺利推动。相信，这是亚洲各国人民都乐于见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