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就业与经济发展关系初探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关键词］劳动力就业 经济发展 模式
多年来，我们一直将经济发展视为头等大事，这似乎是无可厚非的。但随着我国就业形势的日趋严峻，人们不得不反思这样的问题：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如果一边是令人兴奋的经济增长率，一边又是大量存在的失业人口，这能是我们所期望的吗？现在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经济发展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业问题也不例外。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就业二者是否必然呈现水涨船高的关系呢？本文拟就二者关系及经济发展的健康模式进行初步探讨。
一、我国当前就业形势严峻
总的说来，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总量矛盾呈进一步扩大之势。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已指出，在九五期间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口有 595 万人，再加上再就业中心的失业人口和十五期间每年新增的劳动人口，这样十五期间劳动力供给总量将达到 5200 万人。社会实际提供的就业岗位有 4000 余万个，十五期间的失业率将比九五期间要高，达到 5% 左右。[1]上述数字还要再加上入世初期由于市场开放每年新增加的 500 万失业人口，这样失业人口总数将达到 1700 万人以上，失业率将达 8% 左右，从而使业已相当严重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进一步扩大。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劳动力大军，即我国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 1.5 亿。[2]根据中美贸易协定，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农产品进口关税将从 31% 逐步下降到 14% ，大批外国农产品将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场。目前我国只有少数农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而小麦、大豆、大米、棉花等大类农产品则竞争力较弱，生产成本较国际市场价格高，且品种单调。这样一来，将有相当数量的产品将被进口产品所替代，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增加，并将同比减少相当数量的就业机会。
与此同时，科技进步、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将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和向城市的流动，使城市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据预测， 1999 年的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约 4000 约万人，而入世后每年将激增至 5000 万人以上。据统计， 2001 年初，北京市有 41 万名失业下岗人员需要就业。而全市外地来京人员超过 200 万人，其中 95 万人可以分为领到“外地务工人员就业证”。[3]这就意味着滞留北京的相当一部分外地工找不到工作。
由于农民工从事的多是脏、累、差及危险工种，共就业率会比城市居民高一些，这样，也会有 1/3 以上的农民因找不到工作而滞留在城市。
“十五”期间，全部需就业人数约1.62亿人左右。而从劳动力需求情况看，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关部门估计，按目前的就业弹性，如GDP年均增长7-8%，每年仅能提供800万个就业岗位，再加上减员腾出的就业岗位大约4000万个，两项合计总供给为8000万个岗位。这样，“十五”期间劳动力供求矛盾十分突出，每年需就业人口总数约2000万人，而每年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只有1600万人，五年下来累积的失业人数总共将达到4000万人。中国的失业率有可能超过国际警戒线12%，接近于14%。这在新中国上是前所未有的，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就业问题之严峻，不仅因为总量，还存在着结构性就业矛盾。在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由于受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制约，再就业已越来越困难，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率越来越低，失业人员的失业周期也越来越长，逐渐形成一批基本生活难保、再就业十分困难的弱势群体。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的情况也是这样。农民文化素质低已成为其向城市转移的最主要约束。
二、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就业关系的变化
经济增长速度应该与劳动力就业就率提高呈正相关。这一说法无可置疑地成为我国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众多假设之一。国家主要关注的是经济的增长，要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再翻二番，达到 3000 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从理论上讲，如果经济持续增长过程，就业前景一般随之看好。自 1978 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毛额一直呈较高的增长势头。与此相应的是，就业人口不断攀升。随着经济增量的不断放大，国民经济吸纳就业人口的能力不断提高。这似乎进一步验证了我们提出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劳动力就业率呈正相关的假设。
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虽然就业人口绝对数量有所增加，但这个数量的增加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失业人口以更快的速度增加。但是经济增长率和人口就业率并没有同步增长。这一点在近几年表现得特别突出。1997年月我国国内生产毛额增长率为 8.8% ，从业人员增长了 1.1% ； 1998 年，我国国内生产毛额增长了 7.8% ，但是从业人员只增加了 0.5% ；到了 1999 年，我国国内生产毛额增长率为 7.1% ，从业人员仅比上年增加了 0.36% 。[4]就业增长的速度呈下滑趋势。另外，我们也不得不说，现在的经济增长对就业率的贡献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不足。有人会说，这只是一种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出现的暂时现象。诚然，产生这种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会在下面谈到。 三、影响劳动力就业的因素分析
1、产业结构调整。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上半期开始，我国进入上空前的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是一些新兴产业、或者采用新技术的领域和新的成份不断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是一些传统产业、采用落后技术的领域被逐步淘汰，造成结构性失业。2000年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为 33355 万人，与 1995 年相比，仅净吸收了 337 万劳动力。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明显加快，传统采掘业、制造业等部门从业人员迅速下降。“九五”期间，国家大力压缩纺织、煤炭、冶金、石化、建材、机电、轻工等行业，关闭技术落后、浪费资源、产品质量低劣和污染严重的小，随着相当数量的采掘业、制造业等传统企业关、停、并、转、破，促使这些行业下岗急剧增加，从业人员迅速下降。2000年末，采掘业从业人员为 597 万人，比 1995 年减少了 335 万人；制造业从业人员为 8043 万人，比 1995 年减少了 1760 万人。[5]这种情形在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但没有像我国这样大的规模和速度。由于我国现在的产业结构仍然不尽合理，还要进行调整，所以这个过程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种调整所带来的振动波还会继续发生作用，并且可能产生更加强烈的振荡。原因在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一大批效益较差的弱质企业会由于技术，管理方面的滞后，产品竞争力不强，将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无情淘汰——或者破产,关闭，或者被兼并，导致大批职工失业，造成相当数量的就业机会的丧失。而外商进军中国市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和作为新兴服务产业的、保险业方面。随着、信息产品进口限制的逐步解除，外商争先恐后地进入中国市场，迅速拓展业务。这对我国的就业形势将产生正面和负面的双重效应。一方面，这些新办的外资企业，将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有助于减少失业。另一方面，大量进口的和外资企业在华生产的电子、信息产品，将使我国生产同类产品的部分企业受到打击，它们由于技术上的差距和缺乏规模效应而倒闭，从而又损失一些就业机会。并且，这些领域对员工素质的要求很高，一般的失业、转岗人员难以进入。因而，可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就很少。
所以，短期内我们不能对加入 WT0 可能带来的就业机会寄予太大的希望。加入 WT0 所带来的就业机会的增加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方能显现出来。
2、农业产业化。1978年开始的家庭联产计酬责任制至今已有 20 多个年头。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也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建设资金。1978-1994午，农民上缴国家农业税为 1190.4 亿元，乡镇企业交纳的税金 5826.1 亿元，二项合计 7016.5 亿元；同期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方面的支出为 4853.7 亿元。二者相抵， 16 年间，国家从农业取得净资金 2162.8 亿元。[6]如果说，在改革的前十几年里，国家对农业的投入相对较大，特别是在信贷资金方面给予了较大的支持，大量乡镇企业得以建立利发展。乡镇企业不但为国家提供了人量的税金，更重要的是吸纳了人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1993-1997年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分别为 12345 万人、 12017 万人、 12862 万人、 13508 万人和 9158 万人。[7]但是，据统计， 1985 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为金融机构提供的储蓄额逐年上升，但金融体系向农民发放的贷款都远少于农民为其提供的存款，二者的差额 1985-1989 年累计为 79.3 亿元， 1990-1994 年分别为 140.2 亿元， 255.0 亿元， 106.8 亿元,185.5 亿元和 368.0 亿元。[8]国家专业银行向农民提供的贷款很少自不待言，就连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农民也很少能够自己使用，反而被大量投入了非农领域。从 1979-1994 年的 16 年间，农村信用社的准备金累计上缴 618.14 亿元，这些资金大都被抽走支援了其他部门的建设。除了乡镇企业自身因素和大的经济环境因素之外，乡镇企业发展呈缓慢态势、吸纳就业人口呈显著萎缩态势的重要原因，是资金严重匮乏制约了其发展，有些因为资金缺乏被迫缩小规模，更有甚者，只好关门停业。1984-1988年其就业吸纳量年均增长 1260 万人， 90 年代以来年均增加还不到 260 万人。[9]另外，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农业因从公社化到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制度变迁所产生的发展动力，已经是强弩之末。农业正在经历一个从一家一户的零散经营向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转变。这个过程将使已经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农业，继续以更快速度、更大规模的势头把剩余劳动力推向社会。这一态势目前已经出现，预计在未来 2-5 年内将出现第一次高峰。
3、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由于体制上的原因，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机制不灵活、效益低下的弊端。它占有着绝对多数的社会资源和资源，但对就业率的贡献却呈急剧下降态势。国有企业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不得不裁减员工，以求降低成本，从而导致失业者剧增。2000年末，国有经济单位从业人员为 8102 万人，比 1995 年减少了 3159 万人，比 1997 年减少了 2942 万人。[10]据报道， 2919 家国有企业骨干大中型企业中的 2005 家已经完成改制，占总数的 68.7% 。[11]尚有三分之一强的该类企业没有完成改制。我们还应注意到还有 9 万多家中小型国有企业和 170 多万家机制与国有企业类似的集体企业。在改制完成前，不能指望国有企业会吸纳更多的人就业。并且，即使改制完成，也不意味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就有了保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首当其冲的是国有企业。据有人测算，单是汽车工业，就可能减少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个就业岗位。[12]
4、产权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产权问题的争论一波三起。现在人们对产权的认识已经渐趋一致。但现实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产权制度存在严重缺陷，主要表现为产权不明晰，国家对产权的保护不力。国有企业的产权是明晰了，但代理人 (国家资产管理者及其所挑选的经营国有资产的人) 是否有积极性去使国有资产持久增殖，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所以笔者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远没有达到目的。至于全国 170 多万家集体企业和 20 多万家乡办企业、 60 多万家村办企业，近年来总体上讲经济效益持续不佳，发展乏力。其原因除了市场、资金因素外，恐怕产权问题是最重要的根源之一。相当数量的企业存在着产权不明晰的问题。产权不清，有谁会去为企业的持续发展、为企业 5 年、 10 年甚至更远的将来考虑？另一个问题是国家对产权保护尚缺乏具体可行的体系，国家政策变化较多，缺乏透明度，导致人们对产权预期不佳。由此而来的是资金进入创业的比例太小。据报道，今年我国居民储蓄余额已达到 8 万亿人民币。[13]一方面是企业资金的极度匮乏，另一方面却是大量资金的闲置。尽管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启动内需，鼓励消费，但居民储蓄却依然以较高的速度上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个问题，谁不希望自己的资产 (包括现金) 获得增殖？但是由于缺乏私人资本长期受保护的政策预期，不敢冒险，结果导致资本金不足，资本积累的动力不足。一些个体或私人老板宁肯将所赚收入用于奢侈性或赌博性消费，而不愿投资于实业、开店、办厂，增加就业机会。加之国家投资体制偏重于国有企业，私人企业贷款难，故发展速度、规模无不受到限制，难以实现规模扩张，必然影响其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5、二元经济结构与城市化。中国在改革之前的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立足于赶超战略，政府投资不断向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倾斜，工业资本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不断减弱。例如，“一五计划”时期国家投资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比重分别为 36% 、 6% 利 7% 。据统计，每亿元投资轻工业可吸收 1.8 万人就业，而重工业仅能吸收 6 千人就业。[14]中国就业结构偏差因此不断扩大，城市化水平因此长期停滞不前。而农村城市化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最初的工业化启动资本主要投入重工[业，而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必然产生“资本排斥劳动”的内在机制。因此，农村过剩劳动力不可能非农转移，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也就难以提高。为保证国家继续推进重结构的工业化必须的资本原始积累，从 50 年代起，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在户口迁移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分割开来。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划出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这条鸿沟的边沿，演绎了数不可数的人间故事。1952年 8 月政务院发出《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国家原则上只负责城市非农业人口在城市的就业安置，不允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寻找职业的规定。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1958 年 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91 次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也标志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这种二元经济结构利用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体制，强制性地、最大限度地从农民手中获取低价农产品，维持限定的城市人口的低工资和低消费水平，以得到更多的剩余价值来实现积累的目标。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并没有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废止而自动消除。目前，相当数量的大中城市纷纷出台歧视性就业政策，甚至连商店营业员也成了限制农民进入的岗位。这一做法显然有违宪法规定，但人们却视若正常。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决策者应认识到，这些歧视性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它对农民是显失公平的。农民先是为国家工业化作出重人牺牲，后又为城市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做出贡献，现在又要他们为城市职工就业做出牺牲，这是情理难容的；这样做即使可以给非国有企业吸纳城镇劳动力提供一个激励信号，但更可能的情况是由于成本提高，从根本上抑制了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从而不是拓宽而是进一步阻塞了劳动力转移的渠道，使国企职工的再就业变得更为艰难。
6、政府政策的消极影响。除了前边谈到的二元制结构外，国家在政府制定上还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企业审批制就是必须尽快废除的政策。企业审批制严重妨碍了企业的设立。一个公民只要他不违法，他要设立的企业不是从事违法活动的，那么他就有权自由注册自己的企业、拥有自己的企业。因为这是他个人的权利。但我国现在却拥有一支庞大的负责企业审批的机构和队伍，把批准企业成立与否当成了政府垄断的权利，要盖十几甚至几十个章子，跑几个、乃至十几个衙门，据说有因为审批者认为项目可能不会营利而不予以批准的。这在世界上恐怕是少见的。审批制的结果是导致政府对企业随意干预，资金进入变得繁琐、困难，不仅无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对建立我国经济运行的良好环境也是无益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其后果就是劳动力的无序流动。目前的劳动力流动制度，控制的不是低端劳动力，而是高端面劳动力。大量人才集中在大城市，形成一方面人才短缺、另一方面人才却因流动困难而大量浪费的现象。从现在的情况看，国家实施的控制农民进城的相应措施，成效也并不显著。如“进城务工证“就是例子。有数字显示，相当数量的进城务工的农民并不去办理务工证。市场经济也需要一个成熟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一年一度的民工潮，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政府在建立劳动力统一市场问题上力度有待加大。
7、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诸多难题。中小企业资本有机构成低，多属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能容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生活水平的不同，经济发展的程度越低，劳力价格越便宜。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发展的中前期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具有阶段性的劳动力便宜的竞争优势。我国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若不利用劳动力过剩且便宜这种阶段性的资源，就会丧失工业化中前期劳动力便宜这种竞争的比较优势。并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企业发展比较迅速，在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中小企业吸纳就业和再就业人员的作用更加明显。通过发展大量的中小企业来增加就业是较为可行的方法。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政府应尽快解决中小企业的信贷问题，变审批制为注册制，放低进入门槛，从政策上为中小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8、社会保障政策的缺位。社会保障机制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但我国的社会保障政策表现为明显的缺位。一是社会保障机制还没有起到保护弱势群体和贫困阶层的作用。现在的状况是有工作的人、工资水平比较高的人、经济条件好的人所得到的社会保障比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工资水平很低的人、经济条件差的人要好。二是覆盖面太小。目前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机制是面向城镇居民的，农村居民基本没有什么保障可言，如果只强调国家的财力有限，就可以忽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实在难以讲得通。二是社会保障的力度不够，难以充分保障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需要。有些人一谈起农民，一谈起控制人口，就往往认为农民愚昧，但在一个缺乏社会保障机制的社会中，在一个基本还依靠体力劳动来养家糊口的家庭中，他对子女的数量追求，恐怕是常人所难以理解的。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健全，是解决农村人口生育问题前根本途径。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人口问题弄不好就要反弹。 四、对几个解决就业问题的办法质疑
在分析了影响就业的诸因素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思索什么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最终道路。
l,关于服务业问题。作为就业重头成的服务业，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快速的。“九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8.1% ，较“八五”时期 10% 低一些。服务业的总量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提高。到 2000 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33.2% ，与 1995 年相比提高了 2.5 个百分点。1999年底，我国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为 26.9% ，与 1995 年相比增加了 2.1 个百分点。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我们不得不关注一个现象，就是服务业的发展在 20 世纪末已呈减缓之势。特别是从 1996-1999 年，服务业从业人员在就业总人口中分别占 26.0% 、 26.4% 、 26.7% 、 26.9% ，分别增长 0.4 、 0.3 和 0.2 个百分点[15]，呈缓慢增长态势。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我国服务业目前处于幼稚状态，总体上讲，层次低、规模小、科技含量少。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服务业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但就近期而言，是挑战大于机遇。不讲冲击是盲目乐观。此时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支持，服务业对就业的支持恐怕难尽人意。
1990-1999年服务业从业人员情况年份 从业人员(万人) 占总从业人员的比例（%）
1990 11828 18.5
1991 12247 18.9
1992 12979 19.8
1993 14071 21.2
1994 15456 23.0
1995 16851 24.8
1996 17901 26.0
1997 18375 26.4
1998 18679 26.7
1999 18987 26.9
资料来源：根据《统计年鉴》
2、城市化与乡镇问题。这一点笔者在前边已经谈及。城市化是一个艰难的、漫长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它是最终解决就业问题的支撑点，因而需要国家发展战略的强大支持。必须充分认识到一点，我们搞的城市化，其终极目的不是为了建设一大批经济发达的小城市，而是为了通过资本与人口的集中与集聚，消化吸收剩余劳动力。其实剩余劳动力的转化，本身对经济的增长是呈正相关的。但我们的决策者似乎并没有想到这一点。乡镇企业的发展现在正处于一个瓶颈阶段。产权问题和融资问题是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否则讲发展是困难的。这也是一个需要宏观政策调控的问题。
3、中小企业问题。计划经济的成功标志主要是大企业，如“一五”时期的 156 项工程。基于一个赶超战略，企业建设追求大而全，结果企业没有做大，倒搞得负担过重，发展乏力。这是一个教训。这几年又有政府决策者热衷于搞企业航母，不按市场办事，搞拉郎配。这也是这种大而全的浪漫主义情绪在作祟。这就造成了长期以来政府发展战略中中小企业没有地位。殊不知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稳定的决定性因素。中小企业发展是一个制度问题，市场经济转轨到不到位，要看中小企业发展得好不好。有报道说，美国经济每次都能在经济危机中迅速恢复，基本上得益于具有大量的中小企业。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大型跨国公司的同时，常常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这些企业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小企业中就业的人数，占了总劳力的 3/4 左右。英国占 65% ，德国占 71% ，美国占 78% ，日本占 81% 。[16]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果连中小企业都培育不好，那就很难培育出大的跨国公司。
但是，由于这涉及一个政府发展战略的调整问题，即使政府可能会大声疾呼，但骨子里仍在迷信只有大企业、只有国有企业才能求中国：即使在政策上做出一点微观的调整，但在关键政策 (如政策) 上仍实行歧视性政策是必然的。根据 1995 年全国第三次普查的数字，中小企业个数占企业总数的 99.68% ，在中小企业构成中，个体私营企业占 77.7% ，集体企业占 20.1% ，国有企业仅占 1.4% 。只有国有企业才是亲生的这种观念，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培育的思维惯性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消除。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把解决就业问题寄托在中小企业身上，是有些勉为其难。
4,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问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无疑会对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对经济发展利劳动力就业的作用最为明显。但现在有一大部分人对此过于乐观。2000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4743 亿美元， 2005 年可能增加到 6000 多亿美元，到 2010 年将增加到 9000 多亿美元。据测算，到 2006 年后比入世前每年平均可增加就业岗位 600 多万个。也有人预测，入世后国内生产毛额每年将提高 3 个百分点，按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可以提供 300 万个就业岗位计算，总共可以提供近 1000 万个就业岗位。[17]这些预测从理论上讲，不无道理，但这是只看到了其有利的一面，而忽略了它可能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压力。这种判断如果体现在决策者身上，将是很危险的。上述好处的获得，是一个逐步实现的渐进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它有赖于世界贸易组织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承诺的兑现，国际投资和贸易环境的改善，我国一揽子市场化改革计划利经济结构调整的完成，这个过程人约要 10-15 年。从近期看，我们将难以避免开放市场所带来的阵痛。首先面临的是进口的大量增加，而不是出口的大幅度攀升，与之相关的是失业人口在短时间内的大量增加。 (见本文第二部分)。
五、实施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必要性与措施
笔者已经对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下，单靠对某些政策的修修补补，是解决不了就业问题的。我们已经明确地预见到，在中国目前这种二元经济结构下城市经济部门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非常有限，乡镇企业在这方面己尽了最大努力，服务业的发展有赖于消费力的提高，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等等。单纯依靠经济增长来带动就业的思路已经行不通。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村劳动力基本上以高于年平均增长 2.07% 的速度增长。如果按 1993 年的基数计算，每年新增劳动力达 920 万，到 2010 年预计会达到 62696.7 万，这还不包括那些生活在城巾边缘、数量庞大的“超生游市队”每年生育出来的人口。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其人数并不因经济的扩张而有所减少。从 80 年代改革之初到现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从 1.3 亿增至现在的 1.5 亿，生产能力的扩张远远赶不上人口规模的扩张。劳动力几乎呈无限供给趋势。天文数字般的庞大人口，都必将成为社会危机的潜伏点。应该在更深层次上寻找解决问题的良策。现在不单是考虑效率与公平的问题，而是到了应该把就业问题与改革开放的成败联系起来的时候了！如果我们到现在这个时候，眼光仍然只盯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只盯着城市失业人口，而无视近乎天文数字的城乡过剩劳动力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事实于不顾，那将是非常短视的行为。诚然，政府也做了不少工作，以消除劳动力过剩所带来的社会压力，如前边我们提到的各种扩大就业措施以及计划生育措施，但也应深刻认识到，如果不在发展方式上进行根本的转变，这也只能算是聊胜于无的补救之举！
现在有这种观点，认为只有经济发展了，就业问题才能解决。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言外之意。就是现在可以对就业问题暂且忽略，等经济发展起来了，就业也就不是问题了。可我想反问一句，如果就业问题一旦引发社会动荡，经济如何能发展起来？决策者应清醒地认识到，以失业为代价的发展是一种不健康的发展。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中国作任何事情都必须首先考虑这个问题。而讲究发展，必须首先考虑就业。这是中国的国情。所以，应当抓紧时间对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重新进行评估，进而实行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归纳起来，我们称之为以就业为中心的、兼顾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那么以就业为中心兼顾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首要的一点就是由追求速度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增长，转向以创造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方式可能会使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短期内有所下降，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过剩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这将对国内生产毛额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具体的政策措施为：
l,实行城乡社会统筹，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从制度上拆除二元制经济结构的樊篱。现在一说到建立市场，似乎首先要有机构、有牌子、有经费，但我认为建立统—的市场必须有二个问题首先要解决，—是各地要彻底开放劳动力市场，取消歧视性就业政策；二是要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全国性的就业指数体系，让老百姓一看就知道什么地方是我能去的地方，什么地方去了也不好找工作。现在农民外出打工，主要依靠同乡、朋友的介绍，民工潮的形成恐怕与缺乏有效信息指导也不无关系。二是改变观念、改变思路，彻底拆除城乡之间的樊篱，建立全国统一的人口失业登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现在一说到失业率，就是专指城镇职工的失业率，不利于政府掌握总体情况，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引起和加剧城乡居民之间的对立情绪。这个市场体系，首先它是灵活的，是有流动性的。其次它应该是富于竞争性的。竞争就会使各人按照自己的能力与水平找到适合于自己生活的位置。一个覆盖全国各个角落的、较为准确的就业指数体系会为寻找工作的人们冷静思考、谨慎从事的行动指南。
2、通过一系列综合措施，促进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利服务业的发展。决策者应认识到这三业的综合发展，加上城市化是我国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这里主要涉及一个是融通资金问题，一个是减轻税负问题。前者目前来说，需要政府有一个特殊的中小企业发展规划，国家应从信贷资金上予以合理安排。十几年来，我们建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为经济发展和启动内需做出了贡献，但有些设施的现实作用了了。据悉，有的机场，国家化了几十、上百个亿，一年的客流量竟只有千人左右，资金浪费太大。类似问题相当严重。国家应从基础建设等资金中挤山专门的资金加上吸纳社会资金建立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切实解决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税负问题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但必须指出的是，我国企业的税金负担过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还不包括企业每年为搞好上上下下 (包括政府) 的关系所支付的不菲资金。还有一个需要提到的问题，就是给予人民群众以充分的创业权。把企业注册的门槛砍掉。这不仅是公民权利问题，也是一个投资环境问题。
3、加速城市化进程。关于城市化问题，笔者认为这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最终途径。但城市化应同乡村税费制度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即取消乡镇一级政府，以县作为最基层的行政机构。在现有的县级城镇和规模较大、工商业基础较好的镇基础上，借助于市场的力量来构筑中国城市化的基本框架。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集中资金，避免遍地开花。据推算， 1992 年在城镇打工的农村民工为 3575 万人， 1993 年为 3865.5 万， 1994 年 4139.9 万,1995 年减为 3566 万。[18]目前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当中有 80.2% 滞留在县以下（ 50% 仍在乡村、 14.2% 在集镇、 15.3% 在县城），只有 19.8% 进入地级以上的城市。这些分析表明：农村过剩劳动力看来不得不以就地转移为主。
因此，以发展中小城市为主要目标，同时注意发挥大城市的中心辐射作用和拉动作用。县下不再设立乡镇一级行政机构，促使资金、人才向县城和重要的工商业较发达的集镇转移。目前我国有建制乡镇 4.5 万个，如果将其中的 70% 撒并，近期重点建设其中的 1.3 万个 (主要为经济基础较好的乡镇) 和另外近 l 万个超级村庄，以每个镇每年吸纳 500-800 人计，则会创造 1000-1800 万就业岗位。城市化是一个市场化的运作过程，国家应给予一定的配套资金支持。
城市化对我国来讲，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各地必须开放劳动力市场和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政府不再干预企业用工这样的企业行为，而是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彻底取消隔绝在农村利城市之间的这道鸿沟，的确是时候了。
4、实施一揽子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进一步开放服务业，积极吸引外资，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实行有利于扩大就业的产业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对国有中小企业甚至部分人企业实施零收益拍卖制度，以吸引资金进入，解决职工就业问题；缩短工时，实行弹性工作制度，等等。
5、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综合性社会保障体系。这个体系应是一个根据各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个人不同经济状况分层次进行的、多方参与的立体型社会保障体系。这个体系应注重对低收入阶层的最低生活保障和对特殊人群的救助。
6、立法保护产权，依法明晰产权。通过立法的形式保护产权，真正从上做出公私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承诺。这样可以促进公民投资兴办企业，从而促进就业。要知道今后国家不大可能再投资兴办独资中小企业，而发展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条必由之路。投资兴办中小企业的主力将主要是境内居民、企业和境外资金。如果我们不在产权问题上做出实实在的努力，将是不明智的。另外，依法解决乡镇企业的产权残缺问题，可以为其健康发展进而创造就业机会提供保障。
综上所述，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鉴于中国人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和资本短缺的基本国情，各级政府应当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首要的发展目标。就业政策应该成为我国优先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成为宏观政策的根本取向。主要：
1、陆学艺主编：《当代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文献山版社 2002 年版。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1)
3、汝信等主编：{2001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4、胡鞍钢：《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工作工岗位》，中经网 2000 年。
5、《的形式:1950-1970》，钱纳里等，科学出版社.1988
6、何道峰等著:《就业.增长.化》.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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