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散文的探析
摘要：讲文学，最先让人想到的并非诗歌，而是“文”或“文章”。中国文人历来有一种共识，不妨叫做“文章正宗论”，即认为“文”的最久，作者最夥，成就最大，形式也最灵活、最具包容性，“诗”则位列“文章”之下，甚至隶属于“文”。
关键词：散文；中国古代；文论；诗学
Abstract: Speaks the Chinese literature, lets poetry which first by no means the human thought that but is “the article” or “the article”. The Chinese writers always have one kind of mutual recognition, might as well is called “the article orthodox school theory”, namely thought “article” the history is most long, the author most partner, the achievement is biggest, the form is also most flexible, most has the tolerance, “poem” position row “article”, even subordinates in “the article”.
key word: Prose; Chinese ancient times; Wen Lun; Poetics
前言
西人学，推本溯源至于“诗”，“诗”乃一切文学之顶峰，故亚里士多德《诗学》雄霸西方文学理论数千年而不坠。中国古代讲文学，一“文”字足矣，理论上可媲美亚氏《诗学》者，《文心雕龙》也，而刘勰之“文”，一如陆士衡《文赋》之“文”，兼该众体，诗歌韵语自不能外。
这是东西方“文论”、“诗学”理路及符号体系之异趋，故不能绝对以西方“诗学”为标准整理中国“文论”传统。郁达夫早就指出，古人重文轻诗，“六经”除《诗经》外全为散文，多数“文人”（非“诗人”）编他们自己的书，或“文人”的后人编先人的集子，皆先文而后诗。此议极精彩，惜乎会者寥寥，一般昏人还在高谈“中国是诗的国度”，谬矣。
“五四”时期，刘半农倡“文学的散文”，以别于非文学的“文字的散文”，说理欠周，终未流行，但毕竟宣告了中国传统以一“文”字混同众体之局面的结束。周作人1921年发表《美文》，正式将文学性散文小品与小说、诗歌、戏剧对举，古代的“文”、“文章”遂一变而为具有特殊体裁规定的“散文”（而非只与“韵文”相对的“散行之文”）。古代的“文”无所不包，现代的“散文”则降为一种特殊的体裁样式，它于古代的“文”别择极严，至少在周作人看来，只有像明代那些善于抒写性灵的小品方可归入现代散文范畴。
尽管如此，古今之文在外延上仍有可以互包乃至互补之处：现代作家虽然有把散文自觉作为一种特殊文体刻意经营的，但也有人（如鲁迅）“不管文体”，在散文创作上坚持类似古代“文”、“文章”之巨大包容与弹性，而并不承认有一种和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文学的散文”。但这后一种“文”的观念也并未被普遍认可。
“五四”以后，新诗、戏剧与小说迅速上升为新文学主要体裁，“文”或“散文”的位置益趋微妙。三十年代中期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广邀名家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当时普遍认为新文学运动以来散文成就最高，因其既经古文沾丐，又得西方（主要是英国）随笔散文之助，作者蜂起，佳作如林，不过，看几部后出的《现代文学史》，依然是小说、戏剧、诗歌一统天下（鲁迅杂文除外），散文明显边缘化了。
二十世纪以来，一直有个不成文的看法，似乎散文写得漂亮并不稀奇，就譬如身为中国人，中国话说得流利理所当然一样。散文真是太平常了，但许多人也因此而忘记了它所以平常，无非由于几千年无量数的作者殚指竭虑，基本无水平线以下的创作，这便使人误以为散文容易做而不知宝爱。现代小说、戏剧、诗歌则不同，一来是新文学主体形式，二来是新兴文体，工巧为难，故格外受到重视。结果，大家的力气都放在诗歌、小说、戏剧上，散文则随便写写，这就导致了后来散文水平的逐渐下降。
其实现代散文也是新兴文体，它是古文的延续，也是古文的革新。比起诗歌、小说和戏剧，现代散文不仅更适宜于传达个性，甚至也能够更大容量地接纳新的社会信息与人生经验，更便捷地介入人生实际，作者境界的高下，在散文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
郁达夫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妄评一二”，等级就颇森严：“二周”端居首
位，茅盾叨陪末座。郁氏明言他所以选茅盾散文（仅两篇），只是看他比较能在散文中谈社
会问题，聊备一格而已，至于就“散文的心”来说，则并不出色。所谓“散文的心”，郁氏
主要指散文所表现的“个性”，即“个人性”（individuality）和“人格”（personality）的统一，可见其选文标准之严。
但二十年代中期以后，“人的文学”、“个性的文学”这些“五四”时代的话头已觉不新鲜，人们更渴望看到超越“个性”乃至“人性”之上的强有力的集体主义的行动的文学（这也有点像今天的“新左派”鄙弃他们心造的所谓“纯文学”），散文既贴近“智识阶级”（文
人）并不可爱、在某些人看来甚至已经泛滥成灾的“个性”，在无数未脱鲁迅所谓“客观梦幻之世界”的人们看来，不仅与理想中的文学沾不上边，甚至简直就陈腐反动得可以，其被
冷落，遭轻视，原在情理之中。
散文地位的根本改观，是在八十年代末，先是戏剧、诗歌“边缘化”，继之文学（其实就是小说）“失去轰动效应”，填补这空白的，就只有各种形式的散文。
好像也真该散文出头，学者散文、作家（诗人小说家）散文、文化（）大散文乃至小女人散文接踵而至，确实出了不少可以一观的作者，但毕竟忽视太久，内伤太重，奋力振拔的迹象，仍未之见也。
“学者散文”本是八十年代末最受欢迎的一种，其学识之淹通，眼界之开阔，趣味之醇正，皆非一般浅近者所可望及，以至对小说诗歌戏剧失望的人，翻开杂志，往往略过主打栏目，直奔后面由学者专家挂帅的散文随笔。然而不久便难以为继：老辈如金克木先生等纷纷作古或搁笔，暂不肯搁笔的张中行先生又太 嗦寡淡而少新意，余者或学问有余，文思不足，或既无学问，亦乏文思，只是顶着学者的峨冠，写出来的便被奉为“学者散文”，如何能好？这一路的作品比较老实的是复归于清一
色的“学术小品”、“思想随笔”——通俗的读
书札记、文史杂笔或课程讲义——再不敢冒散文之名。看来“学者散文”并没有让学者们讨
得太多便宜，但对散文倒不无裨益，它至少说明文学是一个整体，并非诗歌、小说、戏剧式
微了，就该散文——而且是独以学问取胜的散文——独擅胜场，果真那样，则散文的成功，
也真有点胜之不“文”了。
但“作家散文”实在不乏精彩，以诗才入文，以小说描写工夫入文，往往有单纯的散文作手所没有的廓大与自由。八、九十年代，老辈有孙犁、汪曾祺等，中年有王蒙等，青年有贾平凹、韩少功、张承志、李锐、余华等，皆文彩斐然，各标一格，可惜继之者乏人。散文毕竟不是诗歌，亦毕竟不是小说，它除了抒发描写之外，更讲究言辞的雅驯，思想的精湛，学识的淹通，许多作家，只是写不出小说、诗歌，以为仗着剩余的才气，还可以到散文园地来驰骋，所以很快就露出穷乏之相。
至于“文化（历史）大散文”，则不能不说是近年散文的一种跃进，篇幅骤然增大，容量骤然扩张，专就名胜古迹、文化遗址或历史公案著笔，作者们对历史文化的态度，是亦普及，亦提高，亦怀古，亦——有时简直是时髦——这些都是现代散文诸家未曾想见的。同样为现代散文诸家不曾想见的是，散文竟然在这样一种格式中迅速凝固起来，不管什么题目，都能写出感情差不多、篇幅差不多的妙文来，而不管什么所在，不管什么历史人物，只要洒家往那儿一站，只要“我”一翻他们的文集与行状，微言大义、精论妙语，就都滚滚而来，题材、立意、格式、腔调，大同小异，以至于批量生产，倚马可待，所以到了后来，虽爱之者也不免感到厌倦。盖一种文体，通行既久，染指渐多，终落习套，虽豪杰之士也难翻空出奇，更何况“文化（历史）大散文”的作者们。
现在散文的作者们都聪明，漂亮，得体，知道应该选择什么题目，摹习什么风格，回避什么话题，文章一律写得“整齐”，但因此也就没有奇气，没有鲁迅当年所期望的“强烈的独创的创作”，甚至连个人的文风，个人的感情，个人的身世（这一点尤其突出），都被一些专门的散文栏目或散文期刊谢绝了。
有所失，必有所得，散文作者一旦无须展示个性，自白其心，就很容易一夜之间变成学富五车善解人意的博雅君子，或指点江山，纵论古今中外，或悲天悯人，开示人生，专拣好话、大话、空话说，“知识分子”呀，“道德理想”呀，“学问”呀，“沉默的大多数”呀，“人文精神”呀，“人道情怀”呀，“文化传统”呀，“铁肩道义”呀，“全球化”呀，“地方性”呀，“诗意地栖居”呀，“文化昆仑”呀，“拆下勒骨当火炬”呀，“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呀——一大堆门面语符咒般念个不休，读者久处荒寒，一见之下，如饮狂泉，叹为观止，于是乎胜券稳操，屡试不爽。殊不知这些按一定“配方”配在文章中的现成的市场欢迎的好东西，无非俞平伯先生所谓“大的高的正的”货色，而且也正如俞先生一针见血指出过的，“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只是我们的作者不自知，或假装不自知罢了。
散文热背后这种虚空，究其深因，还是“散文的心”没有摆正——现在“散文的心”究竟有没有也很可怀疑。作者往往本无某物，但为了显示其高超，拼命装出有某物，还要变着法子兜售这本来没有的某物，这就不仅容易趋于伪，也很容易流于滥。
鲁迅当年评论美国文学，说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前出过许多优秀作家，“这之后，惠特曼先就唱不出歌来，因为这以后，美国已成了产业主义的社会，个性都得熔在一个模子里，不再能主张自我了。如果主张，就要受迫害。这时的作家之所注意，已非应该怎样发挥自己的个性，而是怎样写去，才能有人读，卖掉原稿，得到声名”。我没有读过几篇美国人的文章，不知道鲁迅的评论是否属实，但不管怎样，他讲的道理——多么浅显的道理——是不错的，也很适合于今天的文坛，包括散文坛，——如果有这个坛存在的话。
周作人说散文的兴盛应该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其时思想大恐慌，也大解放；大虚空，也大无畏，作者尽可以各说各话，无所顾忌——因为无道可载，便只好各言其志，没有现成的标准，无须维护什么，贩卖什么，或证明什么，确立什么，标榜什么，只各个爱其所爱，恶其所恶，即使一切乌有，也不妨放笔直干，大胆写出无所有的空虚的悲哀与真诚的渴仰，凡所造作，皆欢喜时的大笑，悲伤时的哭歌，浑然不顾笑的姿态是否美好，叫的分寸是否得当，也不怕大笑之后的空虚或大叫之后更大的痛楚。
这样的“散文的心”是活人的无须掩饰无须作伪无须摆谱无须献媚无须热卖的真情实感，现在的散文则恰恰相反，其病就在缺乏真诚的“散文的心”，。作者既无坚强有据的所信，亦无彷徨无计却不怕告人的不信，无不得不吐之冲动，有见猎心喜之侥幸，豪迈没来由，忧患没来由，愤怒没来由，宽厚没来由，优雅没来由，镇定没来由——就连自轻自贱也没来由，只一个虚构的“我”在那里表演口吐汉字的魔术。
时下散文之病即在迎合新时代某种时尚而装腔作势，救之者也无非一个“真”字。近年一些好散文，好就好在真实，真诚，有一颗读者可触摸、可与之对话的实实在在的“散文的心”，而并不在于它们的作者是作家、学者或小女人，也并不在于它们是否有幸被归入声势浩大的“文化（历史）大散文”或某某随笔之类。然而这样的好散文并不多，尽管以“最佳”为名的年度散文选本重三叠四地推出，但让我们掐指算算，能有几篇？
散文虽有中兴之势，并无中兴之实；荣华在外，所宅不坚，顷刻即可憔悴。真为散文谋者，能不戒之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