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学科的认同与分歧反思

　　内容提要 当代文学是否具有学科“自足性”的问题之所以一直令人疑惑，原因就在于它并未完成自身叙述的“化”过程，没有形成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相对完整和稳定的一整套知识谱系。文学批评当然是当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书写方式，是不断激活其思考能力的重要因素。但是，文学批评是否能够取代当代文学研究，成为支配性的学科力量，仍然存有争议。另外，宏观论述的表达方式，为什么始终困扰着当代文学向具体化、精细化的方面，这个现象也需要加以省思。
　　关键词 当代文学 历史化 文学批评 宏观论述
　　
　　毋庸讳言，在目前中文系七个基础学科中，“当代文学”的学科可靠性一直让人疑惑和担心（类似情况，恐怕还有文艺学、比较文学和语言学理论这类非“传统”学科）。在部颁布的学科目录上，当代文学不称“当代文学史”，而称“当代文学批评”，一二字之易，差别甚大；“文学”则被称作“现代文学史”，在学科中处于较高位置。在“现代文学”研究人士心目中，学科内部的这种安排，好像是一个没有疑问的事实。但是，这种“身份危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认同和看得清楚的。在我们能够见到的叙述中，当代文学是相当“繁荣”的，它的“敏锐性”、“知识信息量”，它的“思想深度”和对别的领域的启发性，可能都不应该在“现代文学”之下（或者更高？）。当代文学思想的活跃性和姿态的多样性，它对当代中国现实的深切关注和有力的剖析，都是一个必须看到的事实。不过，不同意见的存在却只能加重我们的担忧，即，在今天，当代文学研究界，对学科如何发展其实并没有形成任何共识，相反，其分歧还有继续扩大的危险。“当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不确定性，一些可能来自同一学科内部的偏见、歧视，另外一些来自对学科“标准”的不同看法，还有一些则是它本身的问题。例如对“批评”、“研究”价值估定的分歧。是不停地跟踪现象？还是停下来做一些清理和切实的研究？以及设定边界、积累资料进而形成话语共识，等等。
　　
　　一
　　
　　始终没有将自身和研究对象“历史化”，是困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主要问题之一。在我国现代学术史上，所谓“学问”之建立，一个很重要的检验标准，就是一个学科、一个学者有没有一个（或一些）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而这个（这些）研究能否作为一个“历史”现象而存在，并拥有足以清楚、自律和坚固的历史逻辑，是可以作为“学问”来看待的一个基本根据。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古代文学、古汉语普遍被认为是中文系最有“学问”的关键性学科。在当时，“现代文学”就如同今天的“当代文学”一样“跛脚”，而且倍受“二古”歧视与奚落。经过二十多年和几代人的努力，这种“落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目前现代文学研究界，某些人的自我感觉，似乎已经和当年的“二古”学科一样地“良好”了。其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即由于它对自身及其研究对象持之以恒所开展的“历史化”的工作，足以被人看作是一门可以称道的“学问”。这种历史化，既有时间范畴上的，如“五四文学”、“30年代文学”、“40年代文学”，也有地域上的，如“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东北沦陷区文学”；既有流派上的，如“京派”、“海派”、“自传体抒情小说”、“乡土小说”、“为人生文学”等，还有作家作品研究，如鲁迅研究、郭沫若研究、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丁玲、钱钟书、张爱玲等专属领域。为此，成立了诸多名目的“研究会”（如“鲁研会”、“郭研会”、“曹研会”），并且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界”和“研究圈子”。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凡“知名”学者，谁都知道他是“研究什么”的。而在当代文学界，提到学者名字，皆可以统称为“搞当代文学的”，或都是“著名批评家”。这样的“称呼”，让人感到不甚舒服，但实在也道出了当代文学一直缺乏学科自律、没有历史规划，因此带有相当的学科随意性的尴尬现状。
　　当然，上述“缺失”，近年来已有所改观。在当代文学中，已经出现了一批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有了基本的“历史眼光”和“研究方法”，同时，也开始形成一些比较固定的研究“范畴”，如“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80年代文学”等。但是，在人数众多的当代文学界，“当代文学研究”的声音依然是非常微弱、寂寞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历史习惯的问题。大家都没有将它当作一个“历史”学科看，所以不认为“潜下心来”，就应该是当代文学的所为。在一些人眼里，它还可能被看作是“不敏感”、“没才气”的表现。而在当代文学中，“才气”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从业素质，这就使一些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出名，但是可能中年之后，随着敏锐度下降，精力日益不济，便不得不渐渐退出竞争，变得无事可做，或以文学活动为主，当然也有例外（在当代文学中，知识结构的新旧与否是很重要的；它在其他学科虽然也有必要，但“功夫”的深浅却往往更受重视）。这种情况，与许多“传统”学科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属于“历史”学科，不少人虽出名较晚，但在中年、老年阶段反而日见“炉火纯青”，他们“最好”的著作，不少是在这一人生阶段完成的。二是潜意识中偏重追求“轰动效应”，把当代文学等同于“提出问题”的“能力”和思维方式，也不能说在研究者中没有较大的市场。当然，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学科性质，就在于它比其他学科更重视“前瞻性”和“前沿话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如果在学科中占有“压倒”趋势，甚或成为一哄而起的选择，那么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如“问题”的表面化、话题化和泡沫化，缺乏深潜的研究和继续追问的实际效果。它势必会导致心态的悬浮，使人们的批评观点经常处于一种朝现夕变、疑惑时起的状态。在这样情况下，难以有稳定可靠、根据十足的成果问世。这也是我们必须警惕的。三是仍然把对不断涌现的纷繁文学现象的“宏观式”跟踪和描述，看作当代文学的“主流”方向。自然，作为文学发展的某些标志性东西，“现象”、“潮流”的重要性是自不待言的。有时候，它还会成为认识一个时期文学“根本”的敏感的试金石。而这种“现象批评”也存在一些需要质疑之处。
　　 在我的视野中，所谓“现象”，一般是有“当前”和“历史”的区别的。不过，即使如此，“当前”现象中仍然含有“历史”的因子，而且在现象内核之中，还潜藏着多层交叉、重叠的含义，有不少性质不同的问题需要加以辨析才能看得清楚。但是，如果被认作批评家个人“发现”的最新成果，其产生了急于攻占的欲望，因而在这一过程中，“历史”的重要性就势必降低，为“当前”所取代，甚至有可能完全被遮蔽。如在“新世纪文学”的讨论中，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在一些批评家的文章中，“新世纪文学”被认为是“全球化”、“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一手包装的东西，他们也许没想到，就在上世纪的20、30年代，出现在上海的“新感觉派小说”、“左翼文学”等等，是可以用同样的话语形态、批评方式称之为“新世纪”文学的。又如新近很“热门”的“民间写作”的现象描述，在不同的批评家那里，至少包括了这几层意思：一是指它与“国家话语”相对立、冲突的异质姿态和内容。二是指作家通过对“民间文学资源”的吸收所呈现出来的一种非常鲜活的“个人化”写作状态。还有人认为，如果缺乏个人创作才能，那么对作家来说，“民间”就很可能只是一个外在的、异化的因素。这样一些表述，使得这个概念变得非常饶舌、费解。概念、角度上的混乱，争夺某些话语权的心理，这些混乱，反映出当代文学一直缺少“学术规范”的问题。即便有再多现象跟踪、描述、，如果没有建立在对这些现象的材料占有、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而是直接拿出来就写，用一种理论事先预设，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就不免令人生疑。提出一个问题，总得对基本概念做点限定，划出讨论范围，并指出它本身的某种限度，否则那只是虚张声势，无助于问题的求证、分析和展开。在我看来，所谓的“历史分析”，就是在占有材料，充分理解现象背后所潜藏的各种问题的纠缠、矛盾和歧义之后，针对这些现象所做出的谨慎、稳妥和力求准确的论述。当然，当代文学“每天”都在发生，面对大量、鲜活且不重复的诸多“现象”，批评者怎能耐下心来冷静研究？要他足不出户，不出席各种座谈会，而日日那样坐在书斋翻阅材料、清理思路和字字掂量似乎也不现实……这是我们实际的困难，也是需要深入探讨的一些问题。
　　
　　
　　二
　　
　　当代文学学科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批评”。在一些人看来，批评是最能显示文学“当代”特征的一种书写形式，它的敏锐性、针对性是一般的研究无法相比的。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但是近年来，批评也招致了一些这样的抱怨，如“表扬批评”、“圈子批评”、“炒作”，如“以偏概全”、“才子气横溢”等等。后者指责的是，对文本不尊重、没有标尺的赞扬，或者那种既缺乏起码根据，也根本不与批评对象进行“对话”，而是自说自话的否定。例如有的“美女作家”写得并不怎样，却被封为“罕见奇才”，而有的知名作家偶失水准，或有点“商业”考虑，即被批得“体无完肤”，一钱不值，如一位知名作家的“上下部”长篇小说新作。根据我有限、粗浅的阅读，有一部长篇小说一直没有使我感到兴奋、沉迷，但在一些批评文章中，却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也令人不能理解，如此等等。这里，可能涉及到一个触目的问题，即“批评”究竟有没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标准”？一方面，批评家对文本的兴趣，已经不限于“文本”，他本人就生活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大千世界，每天都必须面对金钱、名誉、媒体、观众。也就是说，“文本”已经超出了文学范畴，而变成了这个“世界”，你怎么能让他只对“文本”负责，而不对整个“世界”负责？另一方面，批评还能不能回到“文学”当中。我所说的“文学”，一般是指文体、叙事方式、象征、隐喻、文本独创性、作者、读者、作家的才能等等。而在有的批评中，所讨论的却是知识分子、历史、性别、种族、妇女、地域文化这些文化批评话题，“文学”只作为某个故事片断或人物活动，成为证实、支持上述“知识”的鲜活个例。在这里，“文学”变成了“知识”的附庸，成为一堆显示真理、话题的辅助性的材料。但是，对于上述指责，批评家也有他们的理由。在他们看来，对任何文学文本，批评者都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选择。作为批评“主体性”的显示之一，批评不应该成为作家、文本的附庸，不应该被人左右思想的发挥。在充分显示批评家“个性”的前提下，作家和文本，不过是其展示眼光、观点和审美态度的刺激性因素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批评没有“公认标准”，其实是不奇怪的。他们指出的，是依据自己的理解对如何建立当代文学专业标准和精神目标的一种接近个人化的设想和看法。
　　 作为当代文学学科材料、积累的重要基础之一，当代“批评”无疑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它对“当前”创作现状、现象和作品最初、也是最生动的把握，显然是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这都是无可争议的。问题在于，它是否应该与“媒体批评”严格地加以区分。我们应该懂得，在媒体批评年代，一切“批评”都会与媒体批评牵扯到一起，变得浑然一体。媒体批评最根本的“价值诉求”之一，是在社会大众那取得一种“震撼”效果。一段明星轶事、离奇丑闻、黑幕公案、小人物悲欢，都可能成为批评的“热点”、“焦点”，被一再追踪、炒作和连续报道，直至掀起轩然大波。因此，媒体批评实际在意的是社会视听的高峰体验，但那才是一种真正的“价值悬空”。当代作家，尤其是“当红”作家当然不可能与“社会绝缘”。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可能就是“大众明星”。所以，当代“批评”具有两面性质，一是面对大众读者发言，二是要对文学发言。也就是说，它难以避免地暴露出某些媒体批评的姿态、性质。但“批评”又必须为“文学”负责，对文学的精神生活、审美生活负责。因此，批评又只能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价值”批评，是对品严格、谨慎的检验和评价的工作。它不能人云亦云、说东扯西，把作家作品都当作“媒体”对象，将“刺激”效果作为批评的最终目标。
　　 还有一种来自海外的当代“批评”，例如“鲁迅重评”、“20世纪英雄与人的文学”、“再解读”等等。由于以“崭新理论”为依托，所以给人以新鲜刺激和耳目一新的效果，它们对有些过于固化的文学史结论的改写，确也有一定的学术分量。不过，这种“批评”的明显缺陷是，对历史文献的轻视，不耐烦于扎实、繁琐的基础研究；作为80年代“文论批评”在海外的余脉和承传，暴露出那个时期一直未改的积习和毛病。但它以“西学”为武装的高端姿态，也令一般人士批评不得。既然有这么漫长的“暑假”，自然可以在国内学坛旅行和传播。但是，这一批评的“武断”口气，也时常令人吃惊。由于回避了研究的“中间过程”，以结论替代甚至遮蔽艰苦曲折研究进程的印象，同样给人触目惊心的感觉。当然，在这些方面，我们也遇到了难题。大量的疑惑，阻塞着我们的思考：假如文学批评已失去了它质的规定性，完全与殖民、女性、少数民族和社会问题相混同，那么是否还需要“文学”批评？假如文学批评在一定意义上变成西方“知识”的附庸，那鲜活的、个人的与贴近文本的感性的文学批评是否还有存在之必要？如果一切批评都与“媒体”、“西方”挂钩，那足以揭示人类困境、梦幻与抗争的文学事业，究竟能否再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大众社会？或者相反，面对浮躁局面去做一些复杂、深入（可能并不讨好）的细致研究，是否也存在一定的学术生存的困境？这些，都令我们感到苦恼。

　　 当代批评的这些状况，以及对当代文学学科的深度侵蚀，与90年代后的“现状”有关。90年代后的十余年中，我们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都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一种“震惊”的现实，是它极大地动摇了我们对现实、传统、知识、精神、语言的稳定的认识。“处变不惊”的性沉着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对“未来”的惊恐、不安和虚无。一些人甚至正在一点点地丧失对当代文学学科精神信仰上的依赖感和对学科积累的基本耐心。当代文学错过了像文学那样“耐心积累”的“80年代”，像后者一样，它有足够时间清理历史，建立学科存在的根基和共同遵守的“话语谱系”。在语言学转向、解构主义、文化批评纷至沓来的十余年间，它经常随意采用各种理论、观点，提出各种问题，却没有对任何“问题”进行“沉淀”、“整合”和“转化”，并变成一种有效的属于本学科的“通用知识”。它甚至不愿意去回答“历史”何以这样被“叙述”，中间经历了什么曲折、复杂的语言过程，并在一定的审视距离中，对其加以必要的解释和说明。在“现代文学”逐步确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的这十余年间，充斥在“当代文学”学科中，并弥漫为一种研究者“生存环境”和“文化气候”的，不是那种“研究心态”，而是一种十分深厚的“批评心态”。在今天，“批评”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特殊存在方式、表达方式和学科的基本特征。
　　 当然，在客观上看，在“大变”的年代，我们无权要求人人“超越”自己的时代和认识的局限。但“客观”条件却不能因此变成另一种特权，即认为本来“如此”，所以便只能“如此”。自然，对“批评”现状的学科意义的反省，对于它的改善、讨论和建议，似也不应在这一混乱的历史过程中停顿下来。
　　
　　三
　　
　　在“批评”之外，“宏观论述”是另一种运用非常普遍的当代文学研究的书写形态。“宏观论述”的作者，一般喜欢使用“20世纪”这种概括式的文章标题和概括性的描述与结论。我们有理由相信，采取这一主观化的方式讨论问题，并求得问题的解决，肯定是因为论述者首先掌握着一种先在的、经验的思想结论。他是在对论述对象“了如指掌”的情况下从事写作的。但是，也会遭遇另一个问题，即研究变成了一个“事先知道”的仪式，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我们之所以对宏观论述持一种比较保留的态度，一是因为它过于自信而忽视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我们知道，出于简单化的理解，“当代”文学会被读解成一种受到社会权力压制的结果，这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文学研究中多是如此。从大的方面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文学”与“”不同，就在于它是“文人”所从事的“事业”。因此，在历史过程中，它潜藏着文人的情绪、心理、历史记忆等一些为政治无法根本制服、剪灭的东西，在文人精神生活的“私密场合”，还会残留着许多为人所不知的真实“细节”。例如，这在《文艺报》的“编者按”与作家作品关系的起伏变化中，可以明显地表现出来。其中原因，一是该报的编委会虽经过了数次改组，但它的“主编”、“编委”等“编者按”作者们都还保留了一定的“文人本色”，有一定的“书生气”，他们既忠诚于“党的文艺事业”，同时对作家、作品有很深的感情。另外，他们也非常爱才。一旦这种隐秘心态没有与大的“原则”发生根本冲突，可以适当“通融”时，那么，由此产生的温和态度，就会反映到对一个“事件”或作家作品的评价中来。其次，文艺界的“政治运动”也会时紧时松，不可能始终“剑拔弩张”。通过报纸的“约稿”、“审稿”过程还可以发现，文艺界因为“运动”而出现的比较紧张的关系，有时候也会缓解、松弛。在“编辑”与“作者”之间，隔着一道意识形态的屏障，但“文坛朋友”的人伦关系偶尔也会闪现。在这种情况下，“编者按”文章的多样姿态便会“呈现”出来，令人不再感到可怕，甚至还有些“亲切”的意思，如此等等。这都使人们想到，由于宏观论述只注意“宏大”的命题、结论，所以，不关心这种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和互文状态。
　　
　　 “宏观论述”的另一个表现，是“从我开始”。之所以产生这种叙述幻觉，是在许多人看来，当代文学研究就是一种“现状批评”。有针对性、有力量对当下发言的“现状批评”，被理解成了一种更为“有效”并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方式。如果从当代文学的某一局部功能看，这样的说法当然没有问题。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现状”并不是空洞的、抽象的和不及物的所指，随着时间推移，一些“观念”层面的东西，有可能沉淀为具有“实在”意义的材料（如批评文字、作家访谈、事件综述、争鸣文章等）；另一些是属于作品文本“外部”的东西，例如出版宣传、文坛酷评、依赖作品生存的文学批评，等等，也并非从批评空间中蒸发。在市场化年代，一切作品的生产，都不可能是真正“纯粹”的，而这些作品“周边”的诸多因素，即使只是两三天的事情，都应当称其为“历史材料”，是我们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一个知识“共同体”。而现在的事实是，大部分的“宏观论述”，都遗忘了这些“历史材料”或“共同体”的存在，它们热衷于将研究者的主观愿望和理论预设作为惟一的起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我开始”的“宏观论述”带来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变幻不定、层出不穷的这类文章，既紧跟着社会生活、文化思潮的脉搏，又展现了南辕北辙的新鲜刺激，研究者的“创造性话语”在那儿不拘一格、自由驰骋。另一方面，千奇百怪的不同看法、观点同时拥挤在相同的历史时段，同一个话语空间，对同一个作家、作品的结论甚至会大相径庭……就连最“著名”的作家，也很难在今天众多研究者那里获得“统一认识”。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材料”和“知识共同体”的存在，就意味着一种写作的障碍，一种思考的阻力，它无形之中增加了论述过程的限度，减缓了它的本质化叙述和无限膨胀的速度，改变了作者自以为是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它是与“历史”的一次有意义的“对话”，而不是作者本人的“自说自话”。后一种情况，在许多“历史”学科中早已成为一种“惯例”，是大家必须遵守因而极其普通的“写作通则”。
　　 当然，这不是说宏观论述完全没有可取之处，而是说，有依据的、言之有理的、思考严谨和深入的宏观论述，不但能给人更大启发，而且正因为其“宏观”视角而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停滞局面产生爆破性的力量，有一种“方法论”的价值。一种严格依据材料，通过对它们的细致甄别、界定、提炼并加以历史归纳的宏观论述，实际是对研究者的一个更大的考验，有一种难以想象的写作的难度。例如，即使在宏观论述盛行一时的80年代，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二十世纪文艺一瞥》，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却能在当时大量宏观“空论”中独树一帜，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为一个例证。如此看来，宏观论述并不是一时兴发之随感文章，而是久蓄心底、不得不发之深沉思考的结果；宏观论述并非人人可以轻易操作的现状批评，而是那些眼光非凡、独具匠心且经过艰苦磨练、再三掂量和反复思虑之后的精神的结晶；宏观论述更不是一种流行写作体和流行话语，而是一种拙朴、滞涩、平实和难得一见且又灼见层出的表达方式。而在我看来，之所以宏观论述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大量堆积，流行不衰，大概是“避难就易”的心理在作怪，是“取巧”的学科习惯起着支配作用。此风不刹，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将毫无希望，或者没有多大希望，这大概也是我的“宏观”之语。

　　四
　　
　　 当代文学学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写作的“快与慢”问题。对南帆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快与慢，轻与重》，我很有同感。他写道：“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快’已经产生了一种上瘾似的迷恋”，“这肯定深刻地影响美学风尚的转变”，他认为，“缓慢的叙述时常遭受嫌弃，多数人向往的是快节奏的情节”，“如今，‘快’的追求肯定是最为强大的时代潮流”①。90年代初，诗人萧开愚写过一篇劝告别人放慢写作节奏的名曰《中年写作》的文章，也有类似的观点。一位一年能写一二十篇文章的朋友曾感到不解，一些做现代文学研究的人为什么一年只写四五篇文章，这是相反的例子。
　　 当代文学的从业人员，所写文章的数量往往都相当惊人。除了要为各种座谈会、发布会赶写各类“时评”，还因为感受很多，思维敏捷，因而也不得不发。这样的情况，在“现代文学”中也不是绝无仅有。不过，如果认真写一篇现代文学的研究文章，查找材料一般都要两三个月，再整理、过滤到写毕，怎么也需要三四个月时间，与上述朋友疑惑的情况比较相符——对此，没有必要避讳。当代文学的“量大惊人”，有其学科“特点”，历史习惯，不能够求全责备。其实，我们可以反问，鲁迅、周作人一生著述不都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字之巨吗？为什么没人责怪他们“粗制滥造”、“批量生产”？问题可能是，他们的著述，水平虽然也不整齐，但还注意谋篇布局、仔细经营，与更多“现代作家”相比，显然仍属上乘，其中不少堪称是上世纪文学写作的“典范之作”。而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却是，许多文章并不是认真思考之所得，有一些还可能是“不得已”之作，而有些则多出自“感性”因素，没有经过“理性”过滤，所以留下的印象极其不佳。
　　 但是，当代文学研究写作的“快与慢”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研究者本人的“心理素质”。在当今传媒时代，杂志多如牛毛，约稿若雪片纷飞，而作家“新作”迭出，“新人”比春笋还多，这对每个批评者、研究者都是一种“考验”。因此，所谓“心理素质”，就是敢于“拒绝”。“拒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而是有严格的挑选眼光，并不一一从命。它是一道审美屏障，过滤着“非文学”、“非学术”的杂质。“拒绝”更是一种“境界”的显示，因为它拒绝人云亦云、随机应变、没有立场。“拒绝”还是一种缓慢叙述，它是拿准了才去发言，是真正心有所悟、心有所得，才字字谨慎，由表入里，对问题能作深入的发掘。这就是南帆所说的“笨”：“在某些传统思想家那里，‘笨’不一定是一个贬义词。从讷于言而敏于行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笨’是许多思想家所推崇的品质”，“他们赞许的耐心与恒心，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笨功夫”，即“老子曰，大巧若拙”，“高也，朴也，疏也，拙也”②。它还是郜元宝之批评（或挖苦？）洪子诚的所谓文风的“滞涩”③。如此看来，所谓当代文学研究的“心理素质”中，既有一个“热眼关注”的现状，也有另一个“冷眼旁观”的自律问题；有一个“不得不快”、“不得不应付”的写作的苦恼和困境，事实也存在着可以减快为慢、转向步步为营的个人写作自由。这并不意味着整齐划一，而是因人而异的。具体实行起来，其实相当地矛盾、犹豫，举步维艰，并不像想象得那么简单。
　　 写作的“快与慢”，还牵涉到对当代文学学科的整体认识。一是学科的“新”与“老”问题。如果从1949年算起，“当代文学”已存在五十多年时间，超出“现代文学”二十年之久。它起步不能算晚（王瑶虽然1951年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卷，但山东大学中文系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册1960年问世，迟得不多），与“现代文学”的真正“中兴”（80年代），差不多几乎“同时”。但在不少人心目中，当代文学一直是一门“新兴学科”。这决定了他们不愿意放弃“新兴”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将问题“沉淀”下来，并对许多纷繁悬浮的文学现象作耐心细致的“历史性”检讨和反思。二是研究的“距离”问题。在许多人看来，当代文学研究属于“近距离”或“无距离”批评，越是贴近研究对象，便越容易抓住问题，揭出实质。这种看法相当“误人”。一定意义上，“当代”的批评、研究，也应该是“有距离”的批评和研究。它要求研究者（批评者）自觉地与研究对象（作家、作品）拉开心理距离，避免在认同中被对象“同质化”；它赞成以一种“审视”、“怀疑”、“追问”的方式，而不是与研究对象站在“同一立场”、以思考和想象的方式进入后者的文本世界；有时候，它会肯定研究对象的主张，但更会追究它为什么要“这样主张”的创作动机和历史逻辑；它甚至会把自己置于一种冷漠的精神状态，以严峻挑剔的态度与研究对象开展精神“对话”。正是因为这种“距离”的存在，当代文学研究才有可能称得上是一种“研究”，是一种“学科”性的工作。最后，是研究对象如何“沉淀”的问题。凡作家“新作”出来，或“新现象”涌现，当代批评都要“跟踪”、“描述”，这应当是当代文学的学科任务之一。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也有一个如何将对象尽量“沉淀”的必要，即，不仅把它当作“从未出现”的现象，而且也当作是一个“曾经有过”的现象，用“历史”眼光将它解剖，照出纹路肌理，揭示其内在关联；与此同时，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将它重新变成一个“问题”，在大量浮在上面的虚幻信息、声音和主观暗示中，剔除辉煌的假象，还其本来面目。这样，一切思考、酝酿、写作便不得不“慢”下来，变得日益地缓慢、艰难、复杂。这使我们意识到，在我们面前，堆积着许多“难题”，它们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①②参见南帆《快与慢，轻与重》，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5期。
　　③参见郜元宝《作家缺席的文学史——对近期三本“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检讨》，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