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远去空留名——作家老向其人其事
生于河北辛集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的著名作家老向,曾被誉为京味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作品在平静中透露着韵味十足的民族气息;曾是《论语》派的三大台柱子,有“幽默作家”的头衔;跟老舍、老谈合称“三老”,与老舍相互呼应一起高举通俗文艺的大旗;他怀有深沉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怀,参加了“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是抗战文艺的主将。
从娃到北大才子
老向学名“焕斗”,字向辰。袁世凯称帝那年,老向小学毕业后无钱升学,只得回家务农。学校老师爱才,为其辍学而深感惋惜,就送他路费,先助考保定师范不中,后再次投考北京师范学校,结果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当时,北京正值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各种新思想、新思潮都深刻地影响着少年时期的老向,他广泛地吸纳着知识的养料,也逐步形成了进步的人生观。1917年,华北闹水灾,老向的家当然未能够幸免。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时偏又他的父亲突然去世,给了对未来满是憧憬的老向迎头一击,一时不知所措。一些乡邻就嘲笑他读不成书又做不了庄稼活,对老向的内心产生强烈的刺激,更激活了他继续求学的梦想。他强忍住丧父之痛,待大水消退,他就带着急切而又热忱的心情,匆匆忙忙上路了。赶回学校,已是开学两周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生为热血青年的老向,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游行集会,并于同年加入了国民党。因为示威游行火烧赵家楼,被军阀通缉,只好逃离北京,在家乡躲避了一些日子,事态平息后返回北京继续读书。毕业后到一小学任校长,为了教学需要和传播知识,老向因为课余做化学实验引起火灾而被免职。丢了教职,老向没有太在意,遂于1923年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来到当时风起云涌的文化革命的中心。在这里有机会接触到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像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聆听他们的讲课教诲,对于社会的认识视野更加开阔,也确定了自己的人生和文艺创作的方向。他在学校里开始尝试着写作并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展露自己不俗文艺才华。1926年春,受大革命的影响,作为时代的青年,早已按捺不住激情澎湃的内心,随即决定投笔从戎,去投奔南方的革命军。他与同乡何容一起参加了北伐,到武汉任第十一军第十师部为指导员,在浴血醒风和出生入死的战争中,历练了老向坚强、刚正的人生品格,经常在行军打仗之余拟写作了“前方工作通讯”,断断续续记录了北伐战争的见闻逸事,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1929年他重返北京大学学习,也完成了他人生的大转折。
从教书匠到文艺抗战的主将
老向毕业后先是定居北平,在北京的几所学校里以教书著述为业,并创作了长篇小说《庶务日记》,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追随爱国将领冯玉祥去南京,1938年到武汉,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请进了自己的官邸居住,商量如何宣传抗战。他在老舍的支持下,不久就于1月份创办了全国性通俗文艺半月刊《抗到底》。当时国民党中,有人投降,有人求和,有人骑墙,有人主张抗日到底。老向把自己主编的刊物命名为《抗到底》,旗帜鲜明地表示坚持国共合作,抗日到底的决心。他在发刊词中写道:“倡言妥协的假抵抗者是汉奸,真正抗日者必要抗到底。”政治方向极其明确。上公开宣称《抗到底》以发表民间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为主,“用民间文艺的题材写民众读物,目的是为民众,为士兵。”《抗到底》浅显,明白如话,“初识文字的看得懂,不识文字的听得懂”,深受大后方老百姓的喜爱。
这一时期,《抗日三字经》的写作是老向最主要的收获。《抗日三字经》在《抗到底》发表后,随即由成都商务印书馆、西安大东书局等出版发行,一个月竟销售了5万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在各地发现了十几个版本,成为华夏大地广大军民争相传诵的理想教材,一时洛阳纸贵。西安大东书局版本封面为红白两色套印,并刊有蒋介石戎装半胸头像;书籍的版本为大32开,正文字数在3000左右,计13页25面,书名则由当时著名的抗日将领冯玉祥将军题写。打开书本,映入眼帘的首先是出版的目的:“人之初,性忠坚;爱国家,出;国不保,家不安;卫国家,务当先。”接着述说日本侵略中国的:“倭寇祸,起明朝;沿海岸,乱杀烧;戚继光,发兵剿;丑倭寇,鼠窜逃……”诗句既琅琅上口,通俗易懂,又言简意赅,发人深省。随后,他用时一个月写作了《抗日千字文》,易稿不下百次,于右任、邵力子、陈立夫、老舍等都帮助他推敲文字。被作为当时的部的非常时期民众丛书之一,《抗到底》杂志原预告刊登,结果因为武汉沦陷,直到第二年转到重庆才刊行出版。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老向是坚定的爱国者,老向、老舍、老谈是当时有名的“三老”,他们文章的共同特点是“幽默、通俗、有乡土味儿”。他们的文笔通俗严谨,符合文法和漂亮的白话文,使文字和语言相得益彰。三个人同样憎恨日本人的野蛮侵略,但又各有各的性格,以各自的方式吐露着北方汉子的肝胆相照和愤恶如仇。他们常常聚在一起借黄酒浇愁,待酒酣人醉,老舍哭,老谈骂,而老向则笑。可以想见,这笑中含着对于世事无奈与达观,也充满对于未来乐观的期待。
从京派文学到通俗文学
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期,京派文学是活跃于北方文坛的一个重要流派。北京较少受南方激荡的风云的冲击,老向和一部分对社会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潜心于文学天地,去追寻理想的境界和个性的。老向也像沈从文一样强调自己是“天生的乡下人”,“仿佛连灵魂都包一层黄土泥”,他的创作表达了他们对乡土的依恋。作品所向往的 “乡土情结”也是浇筑乡村小说文化内涵的活水和文化内涵构建的主要资源。作为老舍好友且与老舍风格呼应的老向,来自乡下自称未脱“黄土泥”的老向,更有兴味于乡村经验,集子中确也有写胡同、富于北京气息的,如《故都黎明的一条胡同儿里》等。
老向真诚地为“文艺下乡”实干苦干,为民众“雪里送炭”, 不计个人名利,在纸醉金迷的旧社会,这种爱国为民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老向同老舍共事多年,交往甚密,同为开拓通俗文学的先驱。文协举办了“通俗文艺讲习会”, 王向辰是主讲之一, 他与老舍等合作编辑了《通俗文艺五讲》,此外,还协助《民众文章》和“通俗读物编辑刊社”的编辑工作,提供稿件,推荐作品,出版了大量通俗文艺小册子。在战时文艺大众化、通俗化运动中,老舍是主将,老向是得力助手,他们为普及通俗文艺,宣传和鼓励人民群众同仇敌惊,团结抗日,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评论家刘以鬯在《评〈村儿辍学记〉》中谈及老向时说:“老向作品的重要性,为史家所忽视,是一件必须引以为憾的事情。《论语》时期,写幽默文章最受注意的,是“三堂”──语堂、知堂、鼎堂(郭沫若)。论幽默“三堂”似不及“两老”──老舍与老向。“两老”走的文学道路颇多相似之处,得到评价却不同。老舍声闻遐迩;老向则一直受到不公平的漠视。从30年代到40年代,老向写过不少优秀的小说与散文;尤其是在抗战时期,老向在曲艺方面所作的努力,即使不超过老舍,最低限度也有同样的成就。在现代作家中,作品能竭力摆脱西洋文学的影响的,老向是极少数中间的一个。他的作品,民族风格显明,不大有洋葱味。”
小说、散文和各种民间说唱文学老向都样样能写,题材广泛,勤奋高产,语言通俗,便于说唱,兼具京派文学、幽默派文学、通俗文学又自成一家。内容充满了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强烈憎恨和对人民大众的热爱,洋溢着爱国主义乐观精神,对抗战必胜怀有坚定的信念。反对消极抗战,反对“亡国论”,反对投降主义和汉奸行为,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老向的作品做到了“文章下乡”、“文章人伍”,大后方一些民间艺人采用他的作品到处演唱。老向不计个人得失,只要老百姓喜欢的他都写。抗战时十分困难,一般小说、诗歌只能发行二、三千册,上五千册就算很好的了,老向的《抗日三字经》一版再版,各阶层人士都爱读它。老向在曲艺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长期烟灭无闻,的确是有失公道和引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