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咀华二集》版本考
近年来,在文学研究领域,作为批评家的李健吾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他的两本批评集子《咀华集》和《咀华二集》被引用的频率也相当高,比方说,研究沈从文及其《边城》,何其芳及其《画梦录》,萧军及其《八月的乡村》,绕开李健吾当年为之所作的经典评论,将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遗憾。
然而,笔者注意到,很多研究者因为粗心,在征引出处时经常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譬如,《咀华集》初版于1936年12月,由上海文化生活社出版,到1948年10月,共印了4次,但经常有研究者误写成1935年版,其实1935年12月,刊行的是他的专著《福楼拜评传》,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咀华二集》1942年1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而研究者也经常误写作1941年版。
这还是比较明显的错误,更为隐蔽的错误是由《咀华二集》的版本问题造成的。
《咀华二集》初版于1942年1月,但是这个初版本现在已经见不到了。我们现在见到的版本都是1947年6月的再版本。为何见不到初版本了呢?据李健吾的妻子尤淑芬回忆,1945年,日本宪兵到家搜捕李健吾的时候,搜到了他的一些藏书和评论集,此外还“搜查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抄走了全部成书的《咀华二集》和所有的文学丛刊”,在《陆蠡的散文》中,李健吾也提到1942年4月12日“文化生活社被抄,没收全部新旧《文学丛刊》”。这大概正是初版本没有保存下来的原因。
也正因为如此,那么,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个《咀华二集》的初版本就还是一个问题。要证明这个版本确实存在并不困难,文化生活出版社在再版时在版权页上写明“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一月初版,三十六年四月再版”,而且在封页上将《咀华二集》列入“文学丛刊”第七辑,这一辑的出版时间基本上在1942年左右。”此外,还有几处旁证。其一,前述引文间接证明1945年时就有《咀华二集》。其二,李健吾在为1983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健吾文学评论选》所作的后记中提到这本书“收的大多是《咀华集》三种版本的全部文字”,查看选目,这“三个版本”除了1936年的《咀华集》之外,另外两个版本当指《咀华二集》的初版本和再版本”。其三,据韩石山先生考证,李健吾1945年在《文汇报·世纪风上》发表了三篇以“咀华记余”为题的文章,1946年8月又发表了一篇类似的文章,既然是“记余”,那肯定是记在《咀华集》和《咀华二集》之外了。刚开始撰写这样的文章时,李健吾大概没有想到他会在1946年参与《文艺复兴》的主编吧,那将是他发表评章的一个新的园地。
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个初版本的话,那么再版本其实就是个增订本,这一点只要观察一下这个版本所收文章的写作、发表时间及出处就不难明了。再版本内收八篇文章,一个附录,一个跋:
《朱大坍的诗》写于1931年,是在亡友逝世近一年后;
《八月的乡村一一萧军先生作》,写于1935年;
《里门拾记一一芦焚先生作》,原题为《读里门拾记》,刊于《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二期,1937年6月1日;
《叶紫的小说》,原题为《叶紫论》,刊于《大报》(香港)“文艺”副刊第809期,1940年4月1日;
《上海屋檐下》,写于1942年1月,刊于《文化生活》1942年第1期,《关于现实》是这篇文章的附录;
《清明前后》,刊于《文艺复兴》第一卷第一期,1946年1月10日;
《三个中篇》,刊于《文艺复兴》第二卷第一期,1946年8月1日;
《陆蠡的散文》,写于1947年3月5日。
在最近初版的一本文学批评选本:里,曾提到《咀华二集》的初版本有一篇序言,这篇“序”曾经以《假如我是》为题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这篇文章是李健吾为“文艺”副刊的“书评”专刊“作家们怎样论书评”而写的,署名李健吾,而不是刘西渭,依照《咀华集》的惯例,不大可能会移用作《咀华二集》的“序”,我想编者的根据很有可能来自于《李健吾文学评论选》,这本选集有两个“序”,“序一”由《咀华集》和《咀华二集》的“跋”组合而成”,“序二”就是那篇《假如我是》。
这样看来,《咀华二集》初版本应该是一本相当薄的小册子。《咀华二集》为何出得如此匆忙呢?我想原因大概有两个。1936年12月,在巴金的擘划下,创办不久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李健吾的《咀华集》,这本风格独特的批评集在出版后受到了高度的评价,这使得文化生活出版社在1942年趁热打铁,急忙推出《咀华二集》。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据韩石山先生介绍,巴金以及文化生活出版社对李健吾相当关照,凡是李健吾的作品,总是无一例外地给以出版,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健吾滞留上海,生计艰难,巴金将李健吾的剧本搜集在一起,为他出版了《健吾戏剧集》一二两种”。据此推测,《咀华二集》的出版恐怕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注释:
[1]尤淑芬,《咀华集·重印后记》,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李健吾在散文《小蓝本子》中也确认《咀华二集》“被敌伪没收”,但他提到日本宪兵“从家里搜到的不是大成问题的《咀华二集》”,而是一本读书笔记“小蓝本子”。
[2]刘西渭,《陆蠡的散文》,《咀华二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杜1947年版。
[3]参看李济生编著,《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杜》,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另外可参见孙晶著《文化生活出版社与文学》,广西出版杜1999年版。
[4]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选》,1983年3月版。其实李健吾这句话也不全对,或许是刚刚出版有《李健吾戏剧评论选》,这个选本没有收入李健吾论及曹禺、夏衍、茅盾等人戏剧的文章,故算不得三个版本的“全部文字”。
[5]这四篇文章分别是:《咀华记余》,《文汇报·世纪风》1945年9月7日;《咀华记余——刘西渭是我的仇敌》,《文汇报·世纪风》1945年9月10日;《咀华记佘——无题》,《文汇报·世纪风》1945年9月12;《咀华记余》,《文汇报·世纪风》1946年8月16。关于“咀华记余”有没有成书,也曾经是个问题。李健吾的女儿李维永在整理其父的著作时,也疑心出过一本《咀华记余》;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其《斯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杜1978年版)中也认为有这本书;不过,据韩石山先生在《李健吾传》(北岳文艺出版杜1996年版)中考证,李健吾写过,想写成一本书,却没有写完。比较而言,韩的说法是可信的。
[6]李健吾,《小蓝本子》,文收《切梦刀》,上海文化生活出版杜1948年版。
[7]李国华编,《文学批评名篇选读》,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假如我是》,署名李健吾,刊于《大公报》“文艺”副刊1937年5月9日。
[9]主要是把《咀华二集,跋》中介绍性的六段文字砍去了。
[10]韩石山著,《李健吾与巴金》,文收《文坛剑戟录》,中央编译出版杜1996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