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焦虑幻化出的艺术空间——关于“乡下人进城”及其他

内容提要 在世纪交替的变革时期，“乡下人进城”的小说或其他文学体裁，是对当下生活的迅即反映。但文学的普适性，又使其意义不局限于此。作品中“乡关何处”的焦虑，如果不是寄寓着一种社会焦虑，就不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与共鸣。身份认同问题正凸现于变革时期的日常生活，使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农民工或城里的“乡下人”，他们戏剧性的命运也倒映着其他人的现实处境。那些细节描写越是具体生动，所构成的意象空间，连同对人性发掘的力度就越强。这种文学状态，有可能摆脱以往对作品题材的类型定位，形成一种更富于活力的艺术表现趋势。

“乡下人进城”这一类文学描写，已经成为现实“底层写作”的重要部分。粗粗算来，仅2005—2006年，《文学评论》当代部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与评章就有十来篇，像2005年第一期，南帆的《启蒙与大地崇拜：文学的乡村》，徐德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同年第四期，丁帆《“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2006年第二期，轩红芹的《“向城求生”的化诉求——90年代以来新乡土叙事的一种考察》，第三期，邹贤尧《现实介入与底层书写——先锋诗歌的另一面》，第四期，南帆的《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还有多篇对这一类题材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与评论，这还不包括有关乡土文学的研究。《文学评论》是一份集古代、现代、当代和理论为一体的文学研究综合类刊物，《文学评论》当代部分每年发表的文章，字数大约在三十五到四十万之间。近两年，关于“乡下人进城”和“底层写作”的论文，约占当代部分总字数的百分之二十几，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而且这些论文几乎全部属于来稿，也就是说，不是编辑部“命题作文”，更不是上级动员、领导号召的人为所致；研究者的关注与视角是一种不约而同的集中呈现。

　　这种社会学意味的考察表明，现实主义仍然是当前文学最富于魅力的特征之一。继承新文学勇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和“直面现实”的传统，这一时期描写底层生活和“乡下人进城”题材的作品，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又有所不同，尽管有些方面是相似的。比如作者的生活经历，多是由乡村而城市，由出身农家而为知识分子或城里人，如鲁迅所言：他们“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然而，明显的差异是他们的作品更表现出一种文学想象的力度。这一点与鲁迅当年对乡土文学作家的形容：“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 [1]已十分不同，甚至在风格上有一种文野之分。

如果说二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在“美丽的乡愁”里往往带有浪漫的想象和儒雅的气息；那么现实有关“乡下人进城”的“底层写作”则显得更为粗犷，甚至有以“的和肉欲的”刺激性描写来豁人眼目。或者说，作品试图调动更为强烈和刺激的艺术手段，宣泄写作者的不平、愤懑、惶惑与焦虑。这种表现风格也许更符合现实主义的原意，因为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现代观念，它的“总体特征是批判性的”，而与富于感伤的浪漫的美感格格不入。在伊恩·Ｐ·瓦特看来，相对西方以往文学传统中那些民族迁徙或英雄史诗，相对那些善恶有报的甜蜜的故事传奇，现实主义文学另辟蹊径，“经济的和肉欲的动机被给予了至尊地位”，如果换一种说法，就是对社会生活令人压抑的本质进行了批判的、悲剧性的揭示，并由此和古典的、浪漫的文学划开界限[2]。

着眼于作品风格的差异，不是说过去的现实和当前的现实哪一个更值得批判，而是想说，作为一种艺术风格，作家的艺术冲动来自何方？上个世纪30年代，与乡土文学同时取得成就的，是社会学家对乡土社会的认知：“从基层上看去，社会是乡土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殊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3]从那时起，文学作品不断描写“乡下人”，也就是现代社会为传统中国人心理上带来的变动。城市不再是乡下人梦想中的天堂，而故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所在，身份变异使人物心理处于虚空状态。对这种失落感和落寞的人生意绪的描摹，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留学生文学”。查建英用安徽小保姆来比喻她的小说《丛林下的冰河》中的主人公，在当时“出国留学生”十分光鲜的表象背后，其实心态却很像在北京生活的安徽小保姆，城里人不理解她，把她看作“土气”的乡下人；如果回到乡下，原来的生活方式她也适应不了，换句话说，她已不再为故乡所接受了。

这样的比喻仍旧带着比较温婉的气息。随着都市化进程加剧，现实乡村城市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读书，“学而优则仕”，不再是乡下人摆脱的独木桥和唯一出路；不仅学校扩招，大批农村青年通过打工、就业等各种渠道流向城市，即使留在当地，乡村的城镇化改造也在急速进行。这一切彻底结束了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使“城市包围农村”，改造农村的模式，在努力实现化和人生而平等的旗帜下大刀阔斧地得以实施。然而，人就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动物，物质生活提高并不意味着人的幸福指数也相应提高。有资料说，1959年7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到苏联访问，在苏联电视台发表演讲时，趁机宣扬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性，他对苏联观众说，美国人拥有5600万台电视机，有3100万美国家庭购置了自己的住房，他们每年能添置9套正装和14双鞋子。在美国，供人们选购的房子可以有近千种不同的建筑风格，而且这些房子多数都比电视演播室还要宽敞。但西方学者对此却说：“物质的进步是如此令人炫目，然而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种不太明显的、令人困惑的现象，那就是西方各国普通民众对自己身份的焦虑不断加剧，他们越来越在意自身的重要性、成就和收入，对此，尼克松在对苏联人演说时却只字未提。”[4]在家和学家都无暇顾及或有意忽略的地方，文学却将个人身份的焦虑问题，通过乡下人进城这样的表现方式，醒目地掷于社会读者面前。

传统文化观念讲究上天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即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5]。或者说，在传统社会，无论做工、务农、经商、从戎，各行各业的社会地位由出身或先天决定，一旦获得就不易丧失。而“现代社会的身份主要取决于经济成就，身份的得失非常不确定，致使人们经常处于焦虑状态”[6]。描写乡下人进城的作者，未必就是正在建筑工地的农民工本人，也许有这种情况，但不很普遍，因为他们必须通过自己所从事的劳动来维持生计，无暇顾及其他。而且将他们的生活表现得如此富于力度，恰恰是作者把自身的内心焦虑与抗争表现了进去，使作品具有更为普遍的感人效果。其中，粗犷的写作风格表现出现代生活真实的一面：这里的生活并非只有“小资情调”的滥觞；充满了生命力的较量。这不是指人体力和智力作为资本付出的较量，而意味着一种思考的力量，在社会急速、人们唯恐跟不上潮流的时尚化趋势中，仍然保持思想的定力，不乏对现实生活和生命本身冷静的判断和理解。这也是我赞赏“乡下人进城”文学的理由，它为都市文明抹下一笔鲜亮而刺目的颜色，提醒人们看到，在“终结及最后之人”的后面，还有不屈从现实的人性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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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鲁迅：《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且介亭杂文二集》。

[2] 参见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三联书店，1992年。

[3]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1页，三联书店，1985年。

[4] 小贝《身份的焦虑》，《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12期。

[5]费孝通《乡土中国》，第43页，三联书店，1985年。

[6]小贝《身份的焦虑》，《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