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扩展中的过度教育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出现了受劳动力的相对过剩问题。具体表现为，有越来越多的高学历劳动力从事以前由低学历劳动力从事的工作，他们实际的学历水平超过了工作需要的学历水平，这种现象通常被解释为过度教育。过度教育可能会对个人生产力和收入产生负面效应，拉姆伯格、列文、曾满超等进行的经验研究发现：额外增加的教育不一定能够提高生产力，而且也不一定能获得额外的收入。80年代以来，过度教育现象越来越多地受到西方教育学家和学家的关注，过度教育研究正在成为西方劳动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与此同时，许多家也出现了过度教育问题，甚至比发达国家更严重。发展中国家的过度教育伴随着知识失业而出现，像印度、埃及、菲律宾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知识失业，失业的毕业生虽然不会永久性失业，但是他们将不得不从事一些过去由较低教育水平的人做的工作。我国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随着教育扩展，越来越多受教育劳动力涌入劳动力市场，就业难问题日益突出，毕业生失业率不断上升。同时，更多的受教育者从事了与自己学历不匹配的工作，教育技能不能被充分利用，受教育者的经济地位相对于以前有所下降，教育的经济价值日益受到挑战。

    过度教育的基本概念

    关于过度教育的概念存在很多界定方法，具体的定义取决于作者的研究目的和研究需要。当受教育劳动力不断供给于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劳动力市场不能充分运用这些教育资源，受教育劳动力面临知识失业，或者从事了与学历不匹配的工作，教育技能不能被充分运用，结果导致其收入相对于水平有所下降，这些现象广义上被统称为过度教育。

    很多学者又对过度教育进行了狭义的界定，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过度教育的定义考虑了工资因素，认为过度教育就是相对于历史上较高水平而言，受教育者的经济地位下降了，或者高技术工人从事了以前由低技术工人从事的工作，收入受到了损失。第二类过度教育的定义不考虑工资因素，仅指工人实际教育水平高于他们从事的工作所要求的教育水平，教育技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达肯和霍夫曼将教育划分为个人所受教育和工作所需教育，工作所需教育是从事某种工作实际需要的教育水平，是评价工作技术特征的主要指标。当个人接受的教育水平高于工作所需要的教育水平时，称为“过度教育”；反之，则称为“教育不足”。

    上述定义方法是在受教育者技术同质性的假设下进行的。目前，有的学者认为，高等教育扩展降低了进入大学的门槛，许多低能力的人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教育扩展后教育投入不能及时配套，教育质量有所下降，这些都导致毕业生能力发生异质性，即同一学历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所拥有的技术能力是不一样的，学历相同但只有较低技能的人可能受雇于较低的工作岗位上，这就是所谓的过度教育。在教育技能异质性的假设下，过度教育可划分为表面上的过度教育和真实的过度教育，能力缺乏且长时期处于过度教育状况的人属于表面上的过度教育。

我国过度教育的现状和特征

    我国教育资源利用低效的状况由来已久，一些学者早已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以大型联合为研究对象，魏新首次对中国的过度教育发生率进行了估算；文东茅针对大学毕业生群体进行的研究发现，如果一名大学毕业生发生了过度教育，则其收入会比相同学历和对应岗位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平均低9.55％;赖德胜的研究则暗示，正是由于转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制度性分割的，劳动力缺乏流动性，才导致了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人才过剩和过度教育问题；另有研究从政府与市场、工作竞争与教育深化等视角出发，对中国的过度教育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研究我国的过度教育问题。

    （一）过度教育问题的确存在

    我国过度教育的形成直接受到教育扩展的影响，过度教育伴随着知识失业而出现。回顾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曾发生过多次较大规模的教育扩展。1958一1960年、1983—1984年、1992—1993年和1999年至今都出现了教育规模的超常增长，但在前三次超常增长之后，分别出现了大幅度负增长、增长下调和速度放慢现象，其中1958—1960年教育扩展出现了大起大落的严重问题。自1990年以来，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全国高等教育在校生1990年为382.2万人，而2000年达到847.9万人，为1990年的2.22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0.55％。

    伴随教育扩展，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现象，20世纪90年代至今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呈下降趋势，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处于失业状态，还有很多已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从事层次较低的工作，导致教育资源存在明显的未充分利用问题。我国人才使用方面的浪费现象严重：在专业上用非所学约占14％以上，层次上的高才低用约占13％以上，数量上的人浮于事造成1/3的人才未发挥应有作用。

    （二）过度教育的分布不均衡

    目前，我国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已出现了明显的“极化”现象，即大学毕业生集中流向经济收益较高的地区和部门，导致一些部门和地区过度储存了人力资本，另一些部门和地区严重缺乏人力资本。毕业生高度集中于垄断行业、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发达地区，导致我国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地区的高等教育人口分布极不平衡：就职于教育和文化业、科研和技术服务业、保险业、国家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高等学历人口较多，而另一些行业，如农林牧渔业、建筑业的高等学历人口则相对较少。

    利用社科院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抽样数据，我们用众数法对1995年我国不同行业的过度发生率进行了估算，发现过度教育发生率较高的行业有科研和技术服务业、保险业、国家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尤其是国家党政机关、社会团体显著地出现了过度教育问题；农林牧渔业、建筑业、房地产业和公共事业、卫生社会福利等行业的教育不足问题较为明显。

    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

    （一）过度教育收益率的估算模型

    在明瑟收益函数的基础上，达肯和霍夫曼提出了估算过度教育收益率的模型（简称ORU模型）：

    InW=α+Xβx+βrSr+β0S0+βuSu+η

    这里，S=Sr+S0-Su,S为个人实际教育年限，Sr为工作所需的教育年限，S0为过度教育的年限，Su为教育不足的年限。α是常数，X是解释变量的向量——排除教育外的其他解释变量的向量，βx是系数向量，βr代表工作所需教育收益率，β0代表过度教育收益率，即与有同等教育年限且适度教育的人相比，个人教育年限超过所需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的收益率，βμ表教育不足收益率，即与有同等教育年限且适度教育的人相比，个人教育每减少一年的收入损失。η为随机扰动项。

    （二）对我国过度教育收益率的估汁

    考虑到工作经验、工龄可能会对过度教育发生率及收入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将工作经验、工作经验的平方、工龄、工龄的平方作为自变量纳入方程；地区、行业、职业等特征对工作一教育匹配程度也可能产生影响，我们又控制了地区、行业、部门、性质等二十多个变量进行了估算，有如下发现：

    1.工作所需教育收益率(5.8％)高于实际教育收益率(3.2％)，说明用明瑟工资方程估计的教育收益率偏低，同时也说明教育和工作的配置状况确实影响教育收益率的水平。

    2.过度教育收益率(1.2％)小于工作所需教育收益率(5.8％)，说明如果从事了过度教育的工作，收入平均会损失4.6％。

    3.过度教育收益率为正值，说明额外教育仍然是有收益的。这可以解释即使发生了过度教育，个人仍然选择投资教育的现象。只要过度教育的收益率大于其他投资类型的收益率，人们就会选择投资于教育。

    4.教育不足的收益率为负值，说明教育不足对个人收入有损失，即教育不足者比有相同教育水平且适度教育者的收入低2.9％。

    5.工作经验和工龄的收益率为正值，而且工作经验收益率(2.4％)和工龄的收益率(3.8％)都小于工作所需教育收益率(5.8％)，说明工作经验和工龄对收入的影响小于教育对收入的影响。

    政策建议

    在西方国家，发生了过度教育的个人会重新考虑教育投资，或将稀缺资源投资于其他有利可图的地方，这会影响到教育需求。公司有可能改变工作结构以更好地利用这些发生了过度教育的人力资本，通过重新设计工作组织的方式改变技术需求状况，如自主组建工作队伍，使工人有更多自主权，甚至彻底改革工作组织，让工人拥有自己的公司。政府还会通过宏观调控来影响高等教育的供给和需求，比如通过宏观政策影响私营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通过税收对公司产生激励，使公司更好地使用技术工人。我国过度教育发生的原因和过度教育的实质都不同于西方国家，这决定了我们的政策选择也应有别于西方国家。

    第一，我国现阶段应按照渐进、适度的原则扩展教育规模，避免过度教育和知识失业现象的发生，教育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应更加强调市场化的制度环境。从制度上保障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教育技能的充分运用是解决我国过度教育问题的关键。

    第二，加大收入分配的调控力度，从收入分配层面防止高学历者过度集中在少数部门。可尝试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以教育水平或技术水平为标准的最低工资制度，防止由行业、地区间收人差异过大而导致的高学历者分布不均衡的问题的发生。

    第三，个人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是有风险的——并不是教育投资越多，回报也越大。个人需要理性地进行教育投资，评估和分析投资教育的风险性，避免因过度教育的发生而降低了教育的经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