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规则与中国参与国际教育贸易竞争的道路选择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5
关键词：服务贸易；中国教育；国际教育贸易竞争；教育发展特区
WTO是一个国际交流的协调机构，从它的形成与发展作用来看，这一机构的产生，不仅对其成员国在经济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生活、社会事业等诸多方面都发挥着极大作用。本文思考的问题是：入世后的中国教育如何抓着机遇，迎接挑战，通过什么方式迈入国际教育竞争行列。
一、国际教育贸易竞争存在的现实性及中国的选择
中国加入WTO已成为现实，人们强烈地意识到入世后的中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要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历史性的因素也必将对东方民族的精神生活产生幅射，中国教育会伴随着入世钟声的敲响而不断冲破传统，迈向更加开放的世界。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将表现出“来了不商量”的发展势头。
中国入世后，随着经济发展走势的巨变性，必将对人才的需求和利用提出新要求，由此带来的链式反映是教育结构的调整、方式的转变、体制的变更势在必行。因为经济全球化要求人才流动全球化与其相适应，而人才流动又要求中国的学校教育更具有国际化色彩，人们将会更多地从国际标准角度来衡量学校教育的目标和绩效；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会造成人才需求经常出现结构性失衡现象，作为人才培养训练的基础阵地，现行的学校教育结构和专业设置的规范标准将面临严竣挑战，未来对教育的要求是更加务实；接受教育的人群将从现在的青少年为主转向全体民众，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将不在是宣传，而是脚踏实地的实践。与此相适应，教育的发展规模、速度、质量和效益都是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外国教育机构会越来越多地涌入中国教育市场，教育资源的国际化流动、市场化配置将有力推动中国教育必须面对和参与激烈的国际教育贸易竞争。[1]
教育贸易属于服务贸易的一种形式，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3条规定：除了由各国政府资助的教学活动外（如军事院校），凡收取学费，带有商业性质的教学活动均属于教育服务贸易的范围。它覆盖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技术培训，所有WTO成员国均有权参与教育贸易竞争。WTO鼓励所有成员国到海外办学，允许外国教育机构（）在所在国颁发学位证书或学历证明，鼓励成员之间相互承认学位证书和学历证明，支持专业人才流动，减少移民限制，取消政府对教育市场垄断，减少对本国教育机构的财政补贴。这一切都是“服务贸易总协定”宗旨即推进全球的公平、自由的服务贸易，削减服务贸易壁垒的根本表现。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可以享受特殊优惠，在入世的最初几年可以以正当理由，暂时不作教育市场开放的具体承诺，但长远不行。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实事上，做不做承诺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实践中的运作又是另一个方面，国内外很多现实表明，在国际交往中，常常出现实践活动超前性，承诺或政策的滞后性。中国教育开放就是明证，在我们还没有成为WTO成员国的近些年，跨境交付、境外支付、在服务消费国的商业存在、人流动等形式都已流行，同时外国教育机构到中国办学的已不是个别或者偶然。尽管到目前为止，国内教育与国际教育互动程度仅限于“在河边站”，还远未“下海”，但已昭示着中国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
在承认教育贸易竞争客观存在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多少年多少代的教育基本上都是在相对封闭状态下运行的，要使中国从整体范围建立与国际教育接轨，短期内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新体系，不论对民族、对国家、对社会、对学校、对学生等诸多方面，其接受的难度都是可想而知的。如何迎接国际教育市场的竞争，并使中国教育走向开放，有序发展，迈向世界，这篇“文章”已客观地摆在中国教育的面前。
在教育领域推进改革开放，我们不妨利用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国家能象当初创办经济特区那样，在条件较为理想的地方创建教育发展特区。适应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需要，在特区内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开锌更富有时代感的教盲模式。吸引国内外的教育主体和客体云集特区，实现中西文化知识和科技的融合教育。通过教育特区让国人不出国门而品偿到留学的味道，获得留学的效果，要使外国人在宽松优雅的环境中理解和认识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精华真讳，体会中华文化的内在魅力；通过教育特区，积累经验，探求规律，使中国教育循序渐进地参与国际教育贸易竞争，以避免产生强烈震动。
二、设立教育发展特区的近期效用分析
教育发展特区可视之为中国教育走向世界的一个“实验基地”，全社会都要充分认识这一“实验基地”的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理解承认它存在的价值所在。
教育特区的效用可以从多个角度去分析和透视。
首先，从中国在服务贸易判谈中的原则立场来看，我们承诺，在不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以发展中国家身份逐步开放服务市场。创建教育发展特区，将有助于我们履行承诺，坚持立场，在国际范围内展示中国的大国形象。
《服务贸易总协定》以部门为中心，把服务贸易划分为商业性服务、通讯服务、建筑服务、销售服务、教育服务、文化娱乐及体系服务、运输服务等其他服务共十二类。在和各种服务产业比较中，教育服务产业的发展在中国显得更为“幼稚”。中国有句老话“百年育人”，教育是“百年育人”工程，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意识形态存在着重大差异，所以对教育市场的开放必须慎又慎之，如何既履行承诺，不失大国形象，又使中国教育在稳定有序中实现变革，免遭不必要的冲击，通过建立教育发展特区来缓解这一矛盾可能是理智的选择。
其次，从加快培养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各级各类人才来讲，创建教育发展特区，可以用比较理想的方式加快民族文化与国际文化的交流，促进国内教育与国际教育的融通，解决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国家急需的知识、技术和人才，并将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向世界广泛传播。
《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的市场开放是双向的，其产品可以对内，也可以对外，具体到贸易服务，可以“请进来”也可以“走出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领域在“请进来走出去”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成绩是显著的。但出国留学访问因投入过高而无法在更广泛的人群中落实，且走出去完全接受西方教育，回国后又与本土文化及其国家的实际水平需要存在一定距离，而请进国门的一些外国专家、学者包括工程技术人员和学生，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与现实了解不深入的局限而无法达到理想境界。尤其是“请进来”“走出去”的数量有限，远远无法满足当今中国与社会发展的需求量，同时“走出去”在异国他乡，介绍和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又显得更为艰难。试想如果我们创建教育发展特区，利用特区这块“实验基地”的特殊作用，在较大的空间范围内采用中外合资和吸引外资办学方式，充分利用国际教育资源，既可以为国家分期分批培养大量具备国际竞争素质的人材，又可以弘扬中华文化，吸引更多的各国来华留学生，还可以为中外学者、专家提供适宜的合作科研、增进了解、建立友谊环境与机会[1]。
再次，从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力、完善和丰富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内涵来讲，创建教育发展特区，可以有效地培育教育市场，有利于加快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其国际竞争的主流是人才的竞争、知识的竞争，培养人才，获取知识的基础是教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21世纪将是充满着教育贸易竞争的世纪。[2]当今国外的远程教育、开放教育等发展势如破竹，哪一个国家也不会否认，增强一国的综合竞争力离不开高新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公民国际素质的提高，高新技术发展的基础在于教育，公民国际素质的提高更需要教育。因此，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发达或较为发达的国家都非常重视教育市场的开发利用。但目前的中国，传统教育思维定式严重制约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变这一格局又决非是一蹴而就，而拓展教育空间，实现教育创新又显得那么的迫切。在机遇与挑战同时并存时，我们可以通过创办教育发展特区，把它作为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实验田，一方面培育教育新产品，另一方面摸索中国教育市场的开发，使教育市场与技术、信息、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发展并驾齐驱，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增加内涵，为中国教育参与国际教育贸易竞争奠定基础，并向世界展示中国参与国际服务贸易竞争的勇气与决心。
三、设立教育发展特区的现实可能性及基本要求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在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已做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一定的经验成果。主要表现在：
——政府、学校、民间组织与世界各国的双边、多边交流合作日益频繁。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已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教育往来，高层次的互访接连不断，主办和参加数以千计的学术会议，通过各种渠道聘请和派出专家、教师数以万计，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机构开展一系列的教有合作项目。截至2000年底，中外合资办学机构共有565个，全国有28个省、市、自治区教育领域引入外资。[3]。
——留学教育蓬勃发展。近些年到国外留学人数近40万，从大学留学教育发展到成人教育、基础教育，中小学生到国外求学者与日俱增。来华的外国留学生数目也在加速发展，2000年底的数字显示已在30万以上。与此同时，国际合作办学强劲堀起。到2000年底，经批准可以授予境外学位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已达30个。
——教育产业大讨论的意见基本趋于一致。教育产品的准公共性也逐步被人们所认可，社会办学力量不断壮大与完善，教育投资多元化的发展势头已经并将继续进一步荡漾着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政府拨款固定形式，人群中有相当比例的、有支付能力的人愿意加大教育消费力度，调查分析表明，居民近7万亿元人民币的银行储蓄存款中，有1/10是准备用于教育消费使用的。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与国际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已不是“一张白纸”，而是处在“星星之火”阶段，这就是我们创办教育发展特区，促使教育开放形成“燎原之势”的现实基础。
当然，教育发展特区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其生成离不开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政府宏观政策支持，也需要对教育发展特区的合理定位包括地点选择等问题的深入研究。
舆论是新生事物诞生并得以茁壮成长的摧产剂。正确的舆论导向可以使人们走出观念的误区，可以使分歧的意见趋于统一，对于能否设立和怎样设立教育发展特区的问题，需要要界、经济界、教育界及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共同探讨，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分析研究，来认识这一新生事物生成的可能性、必要性及其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宏观政策是新生事物诞生的决定性因素。设立教育发展特区，特别需要政府从“硬件”和“软件”上进行决策并给予必要的支持。从“软件”方面看，首先要解决对教育发展特区设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问题，然后是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方案来支持和引导的问题，还要考虑政府与特区办学主体的关系处理等一系列的规范问题。从“硬件”上讲，一是选择地址问题，二是投入问题。教育发展特区地点选择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着这项工作的成功与效益，地址要充分考虑环境和人文环境；关于投入，其前期主要考虑人力、物力、财力、信息、技术等的投入，还要考虑对教育发展特区的宏观监督的投入等。
教育特区发展思路及其定位影响着新生事物的质量与功能。教育发展特区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特区和经济特区。它的主要职责应以利用国际教育资源优化公民的国际竞争素质，从而提升中国的国际教育贸易竞争力为目的，以实现中外文化与教育的融通不断创新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培养国际性人材为基础，以服从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国教育新体系这一总目标为前提。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中国教育参与国际教育贸易竞争势在必行，入世又对加速这一进程提出了要求，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握时空限度，选择有效途径，分阶段、有步骤放开教育市场，在稳定有序中实现中国教育与国际教育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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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秀华。从国家化走向国际化[J].北京：全球教育展望，2001,(8).
[2]劳凯声。WTO与中国教育[J].北京：人民教育，2001,(6).
[3]章新胜。WTO与中国高等教育[R].高校领导参考，20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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