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费用、交易费用、时间价值

摘要: 传统意义上的交易费用该是信息费用，必须把交易费用定义为制度费用，但制度费用又有自己的困难，实质问题是时应间价值。 

关键词：信息费用、交易费用、制度费用、时间价值 

本文试图通过对新制度学的核心概念——交易费用做一简单评述，指出其重要成果和不足。在很长的时期内，交易费用被定为“达成一项交易所需进行的搜集、谈判、合约执行的监督等所需花的费用”这一定义实际上应该被称为信息费用[①]。本文要说明的是信息费用并不是全部交易费用，严格地说,交易费用应被理解为制度费用,但制度费用本身又存在着一系列的不足,通过什么方式来描述运行一个制度的费用呢?其实，可以把其还原到最本质的东西上,那就是时间价值。 
一、信息费用不是全部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的理念最初是由Coase在1937年的中提出的，在其探讨为什么会存在时，Coase指出“企业存在的原因可能是运用价格是要花成本的”（Coase，1937），这“运用价格是要花成本的”便是交易费用的最初理念。有了交易费用的理念，使经济学从新古典研究那空洞的完全竞争市场回到了现实世界。[②]但Coase却没有给交易费用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后来的学者根据他的思想，把交易费用定义为“达成一项交易所需进行的搜集、谈判、合约执行的监督等所需花的费用”。仔细分析，这一定义实际上应是现在流行的信息费用[③]。搜寻是发现信息的过程、谈判是交易双方互相获取和披露信息、监督则是获取对方是否按合约执行的信息，故这一系列行为都是获取信息的过程，所花的费用应称为信息费用。张五常（1987）把交易费用称为“制度费用”，即运行一个制度所需的费用，张为交易费用下了一个意义宽泛的定义“交易费用是所有在鲁宾逊经济中不存在的费用”，这一概念指出了交易费用是只有在多人存在的社会中才会产生的费用。应采用此概念，因为它包括制度运行的一切费用，不只是信息费用。在市场经济很发达的国家，有因交易而必需的经济运行费用。同样，在一些计划经济制度里，虽然没有频繁的交易活动，但其制度费用可能不小。正如张五常所说“以极端的共产主义国家为例，如在大跃进年代，进行活动、搞串联、背诵口号的成本高的惊人。”(张五常，1992) 

把信息费用当作交易费用可能是因为造成交易费用的原因表面上是因为信息的不完全。如Arrow所说“关于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其根源在于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不确定性的经济学；在建立不考虑经济行为者的模型时，缺乏经济信息(知识)正是我们的困难所在。”（Arrow，1974）。一旦信息是完全的，则整个社会的情景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不同的产权结构或不同的经济制度，是不会对资源使用造成影响的。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私有产权固然会带来科斯所描述的情况：资源使用达到最高价值。但在另一个极端——没有业主的公有产权——“局限下取利”的行为也会令资源使用达到同样的效果。这是因为在原则上，生产和消费是不需要透过市场才能进行的；原则上，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市场和一个运作灵活的市场效果，是完全没有分别的。假若一切广义上的交易费用确是零的话，就等于说消费者的意愿不需任何费用便能显现出来，拍卖人和监察人可以免费收集及传播一切生产及消费的讯息，以及其它的生产要素完全遵照消费者的意旨生产，至于工人（消费者）的收入，则可由一个仲裁者免费地依照工人的边际产量、资源的租值分配及其它有效率的准则加以决定，这样推理，没有市场价格也可达到科斯提出的局面。”（张五常，2002）张教授给我们描绘了无交易费用的市场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也就是广为流行的科斯定理。熊秉元对完全信息的世界作了更深入的推理： 

“如果资讯是完整的，我们坐在家里就拥有所有的讯息。因此，不需要到市场里去搜集资讯，“市场”是不存在的，而且“货币”的出现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当资讯完整时，交易双方可以利用任何方式来衡量价值，所以，在资讯完整的世界里，我们所熟知的货币也不存在，既然没有货币，也就不会有“价格”，双方交易时，会以各种“交换比例”来进行，没有价格，无法衡量产值，资讯运用的效率变成一个空洞的概念。 

当资讯是完整时，每个人都拥有全部的资讯，因此，会选择和议价条件最弱的对手交易，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可是，每一个人都这么想、这么做，最后，两两相配，达成交易时，没有人享有真正的交易利得，既然如此，交易与否并没有差别，交易不一定会出现。 

鲁滨逊的故事，在零交易成本的世界里，资讯是完整的，所以，一旦鲁滨逊飘流到海岛上之后，他马上知道环境里的资源有哪些，分布如何，可是，如果资讯是完整的，鲁滨逊能不能先预知他会漂流到孤岛上，他是不是知道今天在海里有没有鱼游过，有多少野兔躲在洞里睡觉。当星期五出现时，因为资讯完整，每个人会马上去做彼此的偏好和能力，而且存在两个人之间各种交换和分工的可能性。可是，根据这种推论，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学习、摸索、调整、创新将无从发生。这种在零交易成本的世界里，我们所熟知的交往或交易无从发生。”(熊秉元，2000) 

熊教授的想象力的确丰富，逻辑井然的为我们证明了信息充分的世界里,我们现实能见到的绝大多数社会现象将荡然无存。也许是钻牛角尖的思考,我们还可以对熊教授的描述作进一步推理。在其第一层推理中，熊教授说得完全正确。在资讯完全的社会里,交易双方可以利用任何方式来衡量所交换物品的价值,货币可能是不存在的,不存在货币也就没有“价格”。但事实上，这些“其它衡量标准”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价格,只是没有用多少“元”来表示罢了,产值仍然能衡量，经济运行是否有效，当然能用其它标准来判断。其第二层推理中,若资讯完全,每个人都找议价条件最弱的对手交易,但这不意味着交易就不会进行。除非所有人对所有的物品的偏好度是完全一致的，使得所有人对同一商品出价都是一样，这样才不需要进行交易。其第三层推理中,每个人都成了“先知先觉”,但这也不能证明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学习、摸索、调整、创新将无从发生。如果真是这样,人类社会应完全停在最原始的社会,或人类社会会一步步的走向灭亡。但其结果也可能完全相反,或许我们早已到了一个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绝对丰裕的社会。因为资讯完全,人类知道学习、创新会带来好处,或者根本不用创新、摸索等活动,所有的东西已是垂手可得。因此，即使资讯是完全的，市场、交易仍然存在，只是交易的形式可能与我们意识中的完全不一样。有了市场、交易等制度，就必然存在交易费用（现在应该称为制度费用了）。资讯完整的世界只是一个锻炼我们想象力的理想世界，经济学者应该分析现实世界。 

真实世界里无全知的上帝，各人拥有不同的知识，经济问题也就变为如哈耶克所说的“社会经济问题毋宁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人们如何才能够确使那些为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最佳使用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才能够以最优方式把那些资源用以实现各种惟有这些个人才知道其相对重要性的目的的问题，总而言之，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运用知识——亦即那种在整体上对于任何个人来说都不是给定的知识——的问题。”（Hayek，1945）二、影响交易费用的因素 

影响交易费用的关键因素主要有如下一些： 

（一）分工的影响：分工对增长有关键的影响，两百多年以前，亚当·斯密就描述了分工带来的好处。正如斯密指出的分工的优势在于“1、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增进，势必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2、分工可免除从一种工作换到另一种工作损失的时间；3、许多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也起因于分工。从而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在当代社会，分工带来的好处，已远远超过了斯密所描述的制针工厂带来产量增加的好处。杨小凯（2000）指出交易费用的高低对分工有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分工也影响交易费用的大小。分工的结果，使交易的方式发生改变，不同的交易方式带来不同的交易费用，分工越细致，交易的种类越多，虽说这并不必然带来交易费用的增加(这还取决于交易的效率)。但它却使交易费用有增长的可能。不仅分工的结果可能带来制度费用的增加，而且分工过程本身也可能带来制度费用的增长，分工本身是有成本的，如果分工所带来的收益不及为分工而花费的成本，则此种分工的实现，使整个社会付出了较多的费用。在分工前无法确知分工能带来的收益和分工所需费用的多少。斯密说“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对经济有没有贡献，还取决于分工本身的交易费用。 

（二）意识形态的影响：为了避免概念的混淆，这里采用林毅夫给意识形态下的概念，“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林毅夫,1989)。它之所以对经济运行和有影响，是因为其本身有如下特征：“1、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2、意识形态是与个人对其所领会的关于世界公平的道德和论理判定纠纷在一起的。3、当个人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意识形态上的看法”(North，1983)。意识形态是一种隐性的制度安排，它可能使交易费用减少也可能使交易费用增加，甚至有一些我们不可想象的制度的运行就靠意识形态来维持。 

 “在我国有一个地处偏僻的村庄，各产品需要把今天想出售的物品用篮子挂在由习俗确定的地点，就可以随意去做自己的事，不必支付等候交易伙伴，确定交易价格的成本，对他产品的需要者只要把自己认为合适的钱放在篮子里，就可以把所需要的商品拿走。”[④](李建德，2000)。这的确是一个很能令经济学者感兴趣的地方，如此的交易模式如何能得以正常进行呢？[⑤]买者根据自己的估计出价，这个价却能让卖者接受，不需进行讨价还价就达成交易，这节省了不少交易费用。这个价格的达成，不是取决于这个社会信息是充分的,买卖双方都能够知道对方愿意接受的价格。而是在这个社会中少有机会主义行为，偶尔出现的买者的出价少于卖者想要的价时，为了保证这种社会的正常运行，卖者也会“容忍”。这的确有意识形态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一旦外人进入这个村落，要么这个交易模式会被破坏掉(他总是以尽可能少的价格去换取想要的物品)，要么被此种习俗同化。当然，在那种坑、蒙、拐、骗横行的社会，会使得交易费用高得难以想象。 

（三）其它因素的影响。对交易费用的影响原因很多，比如生产技术水平、产权安排等等，产权、意识形态等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安排，说这些因素影响交易费用，等于说制度本身影响制度费用，是同意反复。   

三、衡量的困难 

虽然交易费用有了明确的定义，但要衡量其大小困难重重。 如汪丁丁所说“交易费用往往不能从生产的‘技术费用’分离出来”[⑥]。张五常却从另外的角度来度量交易费用， “从根本上说，度量涉及到为排序的目的而分配数字，精确的度量只能根据不同观察者同意的程度来判断，说一种成本可以度量或可以精确地度量，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可以用元或分来度量，如果我们能够说，在其他的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某种特定的交易成本在状况A高于在状况B下，并能够说不论什么时候观察到这两种状况，不同的个人都能始终如一地确定同一种排列，那么就可以说，交易费用至少在边际上是可以度量的。”“这种广义的‘交易费用’确实很大，包括律师、机构、警察、中间人、家、经理、职员、佣人等等的收入……，出那些与物质生产过程直接有关的成本外，社会中所有可想象的成本都是交易费用。例如，现今的香港，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往北迁移到大陆，GDP中至少有80%来至交易费用……”(张五常，1997)。张教授的方法是很独到的，但即使我们能采用他的方法，同意在边际上能度量，也不能准确的衡量出交易费用占GDP的百分比。按张教授的观点，只有直接与物质生产过程直接有关的成本才不是交易费用，但衡量这些成本的标准是什么，怎会不与制度相关呢？如果与制度有关，又如何能与交易费用脱钩呢？ 

四、问题的本质 

到底运行一个制度的费用的本质是什么？事实上,应该把制度的选择和运行的机会成本还原到时间上。不少标准的教科书把机会成本定义为“为获取某商品所失去的获得其它物品中价值最大的。”这只是某一时点上某物品的机会成本。事实上,为得到某物品而失去获得其它物品的机会是可以重新获得的,只要有足够的时间,真正永远失去的是为获得某物品的时间。企业的效益取决于两方面,一是生产率,在相同时间能生产更多产品,可认为其生产率高,节省了不少生产需花的时间,这是一程度的高效率,二是交易效率,这实际上是达成一系列交易所花费更少的时间。因此,企业的效率是取决于对时间的运用。从个人来说，一人在获得某商品时就失去了获得另一些商品的机会，但这机会不是永远失去的，在一定时期内，他可赚到足够的钱重新购得,这新的商品的代价便是重新获得这商品挣此数量货币的时间。因此在衡量一定社会的制度费用时,时间价值是其最关键的因素。如果某一制度对时间的利用率高,则可肯定其制度费用低,经济发展迅速。： 

阿罗,1974：《有限信息和分析》1973年12月29 美经济协会,第(86届)年会会长讲演见阿罗《信息经济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Coase.R.H,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s(NS) 4.November 1937 ，386-405，（中文本）  科斯“的性质”见《企业、市场与》 陈郁 译校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 1990 

Coase.R.H.1960：“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October 1960 1-4.（中文本） 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派译文集》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 2002 

Coase.R.H，1992：“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the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September 1992 

Hayek.F.A，1945：“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XXXV.No.4(September,1945) 519-530 （中文本）“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见《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  三联书店2003年 

李建德，2000： 《经济制度演进大纲》 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North.D，1983：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ror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 。（中译本）诺斯 《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林毅夫，1989：“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派译文集》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 2002 

林毅夫，2003：“经济与中国文化” 《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 

盛  洪，1997：“局部均衡、一般均衡与制度分析”《经济研究》 1997年 第2期 

熊秉元，2000：“艰辛有趣的析疑辨义过程-——高斯和我” 《信报财经月刊》282，9月号 

汪丁丁，1995：“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 《经济研究》 1995年第9期 

杨小凯、张永生，2000：《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张五常，1992：“论新制度经济学”见 《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选》商务印书馆， 2000 

张五常，1997：“交易费用范式” 见 《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 2000 

张五常，2002：《经济解释》 见 《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4月8日 


[①] 研究信息问题的经济学家很多，他们的成果也得到了认可，２００１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３位在信息经济学研究中作出开创性贡献的经济学家、１９９６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于两位在不完全信息下的激励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此外，阿罗、哈耶克、斯蒂格勒等经济学家在信息经济学领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②] 有人说Coase这篇文章是企业理论的开山之作，但该文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思想，Coase（1991）在他得诺贝尔奖的演讲中表达了此意。 


[③] 张五常(2002)在最新的专著中也说信息费用不同于交易费用,这应该是所有经济学家的共识,但他们在定义或应用时却是信息费用。 


[④] 我曾向李教授索取此资料的来源，很遗憾，他把原始出处忘了。林毅夫教授不久前的文章对这种交易模式作了简单的描述：“原始社会放在路边的物品可以拿，当然也有一些价值标准，拿时必须留下一点交换的物品。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标准，如果拿了物品没有留下交换的物品，原始社会的人可能会千里追杀，进行报仇，……”（林毅夫，2003）这一种交易注定是没有效率的，因为还不如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交易来得有效。 


[⑤] 同一问题我也向李教授请教过，他明确告诉我，维持此交易模式的是文化。如果靠一种没有机会主义行为的相互信任的文化来维持，可降低交易费用；如果是林毅夫教授所说的“……放物品的人会躲在树后看有没有来拿走，拿时有没有留下物品来交换……”来维持，则是低效的。 

[⑥] 汪丁丁（1995）的文章为我们逻辑井然的分析了交易费用的困难，很遗憾，他没跳出交易费用本身概念的框架。在他劝我们放弃交易费用时遭到了批评（见盛洪，1997），盛洪只是从方法论角度给予了回应，没有给我们更多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