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为贵”的思想内核——从公共关系学的角度分析其发展意义
【摘要】跟西方国家相比，意义上的公共关系学在我国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这并不能表明古代就是公共关系的沙漠。孔子当时虽然不懂得公共关系学之名，但是就《论语》所记载的内容来看，他在运用传播、舆论控制、塑造自身形象等方面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文章主要以“和为贵”为切入点，用公共关系学的角度分析其发展意义。
【关键词】和为贵；公共关系学；思想内核
一、中国古代公共关系与“和为贵”
确切一点地讲，中国古代公共关系的萌芽是从春秋战国时出现的。在当时社会，由于国家分裂，各种势力不断重新组合，造成了一种社会动荡不安的氛围，这在客观上为各种思潮的发端提供了现实的土壤。各种思想、言论的冲撞与吸收，终于造就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盛世。此外，在那时人们的日常交往中，自觉的公共关系意识和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孔子在《论语》中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些都同现代公关活动的基本原则和追求目标基本相一致。当然，这些自觉的公共关系意识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并且这种意识很分散，不具有普遍性。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只是公共关系的萌芽活动。虽然是处在萌芽时期，但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了一个“和为贵”的说法，在今天的各种关系的处理上的影响极其深远。小到人与人之间，大到国与国、人类社会与之间等。
《论语》中有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意思就是说：礼的应用，以和谐为贵。古代君主的治国方法，可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历来“和”的思想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是儒家所特别倡导的伦理、政治和社会原则。《礼记·中庸》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杨遇夫《论语疏证》写道：“事之中节者皆谓之和，不独喜怒哀乐之发一事也。和今言适合，言恰当，言恰到好处。”孔门认为，礼的推行和应用要以和谐为贵。但是，凡事都要讲和谐，或者为和谐而和谐，不受礼文的约束也是行不通的。这是说，既要遵守礼所规定的等级差别，相互之间又不要出现不和。孔子提出的这个观点是很有意义的，在奴隶社会，各等级之间的区分和对立是很严肃的，其界限丝毫不容紊乱。上一等级的人，以自己的礼仪节文显示其威风；下一等级的人，则怀着畏惧的心情唯命是从。但到春秋时代，这种社会关系开始破裂，臣弑君、子弑父的现象已属常见。对此，由子提出“和为贵”说，其目的在当时是为缓和不同等级之间的对立，使之不致于破裂，以安定当时的社会秩序。但从理论上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又感到，孔子既强调礼的运用以和为贵，又指出不能为和而和，要以礼节制之，可见孔子提倡的和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这是有其合理性的。
中国文化是在以群体为本位、以家庭为中心、心理风习重情谊、人际关系重团结的原则下构架起来的。“和”可以在我们出现误会、产生分歧、发生矛盾时，充当调停人，化一场既恼人难堪又剑拔弩张的干戈为玉帛。当然，“和”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退让。求“和”，应理解为追求和睦、和平、和谐，而不是无原则地打着“和”的旗号，做着与“和”背离的事。“和”有其自身的原则和尊严。和为贵，便是当我们错误地责怪了别人时，向别人诚挚地道歉；也是当别人被我们错怪时允许他们据理力争。这也是“和”，是让“和”有更正确的立足点。孔子的“礼之用”在这里也显得更加其珍贵。
二、“和”内涵的拓展
“崇尚和谐”的思想观念，包括天地之和、天人之和、身心之和、人际之和、万邦之和等等。这种观念，对中国社会的许多领域的相互关系都有深远的影响。
（一） 崇尚和谐的修身之道
中国文化关于“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强调“三纲”、“八目”。（《礼记·大学》）“八目”之中，“修身”是根本。前三目是修身的方法，后三目是修身的目的。修身之道，讲究的就是一个和字。即所谓“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流”（《礼记·中庸》）。修身中的养生之道，讲究的是“身心之和”以及和于天地之气的“天人之和”。人的七情六欲，讲究的是“民而皆中节谓之和”（《礼记·中庸》）。
（二） 追求和谐的齐家之道
中国文化，格外重视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的重要性。齐家之道，讲究的是“家和万事兴”。家庭关系的核心，是夫妻关系。夫妻之道，讲究的是“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在中国从民间到皇家，都很重视家庭生活中的夫妻之和。
（三） 和气生财的经营之道
生财之道，讲究的是“和气生财”。商业或的经营，在上是以盈利为最终目的的，然而，在指导思想上则以追求买卖双方相应之和为最高境界。儒家文化讲究“君子生财取之有道”，而反对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不义之财。
（四） 以和为贵的交际之道
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之道,讲究的是“和为贵”。伦理之道，讲究的是君臣之和、父子之和、兄弟之和。与国之道，讲究的是“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由于的原因，国家有大小强弱之分。要做到“协和万邦”，就要处理好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老子·六十一章》曰：“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大国对小国谦下，就可以取信于小国；小国对大国谦下，也可以取信于大国。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能够相互谦让、互相信任，各国之间就可以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否则，谁都不得安宁。
明清时期，公共关系思想开始进入商业活动中。如酒店门口悬挂的写着“酒”的旗帜，店铺门上的“百年老店”招牌，人们经商活动中遵循的“和气生财”准则，都是公共关系思想在商业活动中的运用。到了这一时期，人们甚至还有了朦胧的形象意识，已经懂得良好的企业(店铺)名称对顾客的正面影响。民国初年，钱彭寿把他研究字号命名的心得写成一首七律诗：
泰和茂盛同乾德，谦吉公仁协鼎光。
聚益中通全信义，久恒大美庆安康。
新春正和生成广，润发洪源厚福长。
这56个字迎合了人们追求吉祥美好的愿望，也反映了古代人的公共关系意识。
三、“和为贵”思想的意义
国学大师张岱年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谈论到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一是人与“天人合一”；一是人与人之间“以和为贵”。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合作，优点是认识到了人与人的互助关系。他试举出四个基本观点，（1）生生日新；（2）以气为本；（3）理在事中；（4）以和为贵。其中（4）“以和为贵”，和谐是中国与西方哲学所共同赞扬的。在中国哲学史上，和的观念起源很早。西周末年的史伯提出“和实生物”。他解释和的含义说：“以他平他之谓和”，即认为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和谐的价值是必须肯定的。
《将相和》的故事在我国深入人心。廉颇与蔺相如的关系所昭示的是“先国家之危而后私仇”的精神，在一定的意义上诠释了“和为贵”的儒家“和合”思想。有很多启示和现实意义：首先，要正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层次性，清醒地意识到“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而引起人际矛盾最常见的原因，莫过于人们在名誉、地位、身份诸方面的虚荣心。这种虚荣心使人们相互攀比，由此导致不和。对待群体内的矛盾冲突，一定要考虑后果，主动化解，决不能意气用事；其次，和合精神来自于容人之量，高层人物更要有容人之量。这个“量”指人的胸怀。人的胸怀，固然与人的修养有关，更与人的眼界和责任意识有关；再次，和合精神作为化解群体内部矛盾的重要原则，这样的氛围，需要大家来营造。我们不怕有矛盾，有矛盾而能诚心化解，不就是和合精神吗？最后，要团结合作，实践和合精神，周围从属性的因素也不可忽视。要形成团结合作的和合局面，有些从属性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
从古至今，中国人对“和为贵”以及与之相关的论述浩如烟海，不胜枚举。方面有：“和气生财”；家庭方面有：“和气致祥”、“家和万事兴”；军事方面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外交方面有“和平共处”等。“和”包涵着非常广泛的含义：和解、和气、和缓、和睦、和好、和悦、和善等。中国人有关“和”的成语也不胜枚举，如：和风细雨、和颜悦色、和蔼可亲、和光同尘、和衷共济等。这些深邃的哲学思想和深刻的处世理念，无不体现了人们对和的追求与向往。而所有这些论述，都可精练、浓缩为“和为贵”三个字。“和为贵”思想在今天依然非常宝贵，我们今天提出建设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正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为贵”思想在今天的发扬光大。
传统的东方文化是以注重与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安乐为特征的，“和为贵”是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崇尚和谐是其理想追求。然而，它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个人的需求、利益和受到了一定的抑制。近西方文化和欧美资本主义的崛起，使东方文化失去了昔日的光辉，但西方文化由于用个人主义取代集体主义，片面近求发展而丧失和谐导致了其精神和文化的危机。正确的抉择必然是在现代民主、法制与科技发展的基础上，把强调个人、创新为特征的西方文化，同突出集体、稳定与和谐为特征的东方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和谐来促进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和谐。这是文化的全球一体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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