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理念与大学的发展和改革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5
关键词：大学理念；大学发展；大学改革
一、大学理念
大学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的理性审视、理想追求及所持有的教育观念或观点。“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社会，无论它的、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有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哈佛大学前校长奈森·普西在他的《学者时代》一书中所说的“传递深奥的知识”、“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指的就是高等学校最基本、最主要的职能，也正是大学理念的本性所在。这种本性，是大学所必然具有的、区别于其它事物的基本特性。任何大学校长要办好大学，都必须深刻理解与关切大学理念，以便于正确把握大学的发展方向与目标，组织好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大学理念引导着大学的航向，影响着学校领导者的管理，也决定着学校教师的地位与作用。
综观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由于意识形态、时代、大学类型、研究者各不相同，关于大学的理念，存在着多种阐释。如创建于1851年的英国天主教大学的首任校长纽曼认为“大学是一个传授所有知识的场所”。随着时世的变迁，大学理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和调整。美国著名高等教育批评家、改革家弗莱克斯纳1930年提出了“大学是有意识地献身于寻求知识、解决问题的机构”的现代大学观。到了20世纪70年代前后，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科尔则提出了多元化的巨型大学观。3种不同的大学观体现了不同的大学理念，是不同时代和不同背景的产物，也体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如果说纽曼所赞赏的大学是一个受人文主义者、通才和本科生拥护的知识型村落；那么，弗莱克斯纳所追求的则适宜于家、研究家和研究生支持的研究型城堡；而克拉克·科尔时代的大学则是受广大社会各阶层人士普遍欢迎的变化无穷、五光十色的城市。
二、大学理念与大学管理
关于大学的理念因时擅变可以有很大的差异，校长治校的模式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在大学管理中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却大体相似。这是因为，大学管理的核心是学术管理，而学术管理主要依靠的对象是教师。教师既是知识的传播者，又是高深学问的研究者。教师作为教育者。他们以自己的道德、知识、智慧、能力深刻影响、教育着学生，他们的劳动使社会文化发展和科学研究后继有人。为了成为一名好的大学教师，他们又必须是研究者，和具有渊博知识和科学精神的学者。而这些正是他们能够作为大学理念的体现者和维护者的依据和理由。以下从英、德、美3国不同时代、不同理念指导下的大学管理进行简要分析。
1.以英国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大学理念
英国的大学在很长的时间内。其力、学的目的是为教会和政府培养高级神职人员和官吏，他们强调培养有教养的人，坚持大学的职责是实施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而博雅教育存在于文化之中。大学要为学生提供智能、理性和思考的练习，把智力训练作为它直接活动的范围。博雅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某种特定的职业或专业，也不是为了研究或科学，而是为了训练人的智力，造就社会的绅士，使他们具有开化的心智、高雅的品味、和谐的心灵、高贵而有教养的举止。这种大学理念影响了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和管理模式，直到19世纪，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英国出现了一批新大学和技术学院、进而形成了英国高等教育的双重发展模式。在英国的传统大学，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的色彩十分强烈。从大学的基层组织棗系到学部再到大学，讲座教授和高级教学人员通过各种委员会参与着学校的管理工作。如系一级的系务委员会、学部的部务委员会、大学的校务委员会、理事会和评议会的人员组成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教授学者，在学校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学理事会，约30人中有40%是学者。事实上，教授和高级教学人员在学校中享有制定大学学术政策的权力，由学者们认可的大学副校长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尊重和发挥学者的作用，良好的管理体制与机制确保了学者的权力。
2.以德国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大学理念
德国具有祟尚理性与科学的传统。1810年威廉·洪堡创建柏林大学之后，首先提出了“学术自由”、“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办学原则，明确要求教师和学生致力于学术性的科学研究工作，在教师聘用过程中特别强调教师的科学研究能力，注重培养学生探索新知识、领悟新方法的能力。大学的生存条件是宁静与自由，大学与科学紧密相连，科学是某种还没有完全发现、完全找到的东西，完全的结论取决于对真理和知识的永无止境的探索与追求，在科学中永无绝对权威可言。洪堡认为，学术自由与国家利益的本质是一致的，因为学术自由有利于促进大学的繁荣，而繁荣的大学及发达的科学正是国家利益最好的体现。洪堡的大学理念对于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于大学理念内涵的延伸与大学功能的扩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德国大学的科学研究传统，决定了教授学者的崇高地位和巨大作用。由于德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权主要集中在州一级，因此，高等教育管理事务主要分为“学校自己的事务”和“州的事务”。学校事务的决策权力主要集中在教授们控制的评议会。基层单位棗系的学术和行政决策权主要集中在教授手中。总体来说，德国大学的教职员和法国大学的教职员一样，都属于国家公务员，教师享有较多的特权。
3.以美国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大学理念
早期的美国高等教育深受英国传统大学模式的影响。独立战争之后，为促进美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国会于1886年颁布了《莫利尔法案》，促进了一大批赠地学院的产生，为美国农业、和商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特别是二战以后，国际竞争的加剧、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逐步推进，以及“人力资本理论”等一系列新理论、新观念的提出，美国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的联系就更为紧密，两者的关系是：市场经济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而高等教育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协调好大学与社会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大学的职能，实现大学的价值。美国大学管理中学术人员和行政人员的分权特征非常明显，具体表现为学术事务由教授会负责，校长领导下的行政人员负责行政事务。教授会与校长之间既有相互制约关系，在具体实施管理之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又相互配合。以教授为代表的学术权力广泛参与学校的管理，尤其在基层组织中发挥主导作用。教授的领地主要在系和学院，在校一级的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比英国等传统大学少，校长的人选主要由董事会决定。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各国大学的理念、管理模式虽然有别，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大学的学术权力主要集中在教授手中、教授在学校的教学和研究事务中具有决定性的权力，同时也有参与学校其它事务的渠道。这是因为大学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机构，一般行政机构的管理是自上而下的，管理的中心在上层，而学术管理的中心在基层，应实行自下而上的管理，因为“新思想是从下面涌出来的”。
三、大学理念与大学改革
英国剑桥大学前副校长阿什比勋爵曾经说过，大学的兴旺与否取决于其内部由谁控制。至今为止，世界一流大学的历程无不与众多著名的大学校长紧密相连，而他们之所以著名，是因为他们将正确的大学理念运用到指导治校的实践中。德国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洪堡、18至19世纪的美国大学校长艾略特、吉尔曼、怀特等，他们奠基性的工作和开创性的努力，决定了高等发展的方向，他们的创新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为什么大学的领导者对于大学改革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呢？这是因为：一般来说，杰出的大学校长比普通教师和一般行政人员更具有改革的动机。他们高瞻远瞩，对社会脉搏的准确把握，使他们能够提出适应社会需要的大学改革整体方案。他们的改革行为具有较强的自觉性和明确的目的性。同时，也由于校长所拥有的特殊行政权力及号召力有助于推进大学改革的具体措施得以实现，从而使得学校整体的改革行为也具有较强的自觉性和明确的目的性。这种自觉性表现为改革行为的理性，而目的性则化为改革的指向性。大学理念在这一过程中的主要作用就是：不仅使校长明确“大学是什么”、“大学应当做什么”、“大学应当怎样做”，而且，通过崇高的信念、明确的目标、坚定的原则、具体的规章制度激发斗志、凝聚人心、增强活力。
综观中外高等教育发展史，可以发现：杰出的大学校长往往对大学理念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在大学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牢牢把握着大学的方向。中原大学校长张光正先生甚至提出以“理念治校”的主张。他认为，大学作为一个结构和功能复杂、工作任务和组织成员必须充分体现智力劳动特征的学术教育机构，其管理和改革不仅需要实际的操作，更需要大学的主要领导者具有高屋建瓴的大学理念、整体思维及宏观把握，这是形成大学有序运行的原则方法、规章制度的必要前提，也是大学迅速崛起、不断发展的有力保障。哈佛大学前校长艾略特，自1869年至1909年的40年间，把“发展广博而高深的学术”作为办学目标，把学术自由作为立校之本，在哈佛推行了选修制、建立研究生院、新学院等方面的改革，使新型的美国大学既“植根于美国社会和传统”，又体现了“高尚目的和祟高理想”。在改革过程中，艾略特始终坚持：大学是教师的集合体，教师是学校的主体。无独有偶，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开路先锋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校长。
蔡元培先生提出了“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等大学理念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并身体力行。他的大学理念，深受德国洪堡为代表的“大陆派”思想的影响，即所谓研究的大学理想，学术神圣、学术救国的思想在他的心中深深扎下了根。他所接受的民主与科学思想熏陶，以及他所受到的中西合璧的教育，使他对大学的价值和理念有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当时流行观点的理解。他一走进北京大学这个当时效戏称为“烂泥塘”的地方，就开始了对北大大刀阔斧、脱胎换骨的改造。他整顿教师队伍，调整科系及课程设置，发起组织了进德会，其中影响最为久远的是实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自20世纪20年代起，蔡元培所领导的北大就开始迅速崛起，学生质量、学术水平等方面大幅度提高，校园生活蓬蓬勃勃，充满朝气。一时间成为清华大学等国内著名大学效仿的楷模。北大的改革实践是在蔡元培正确的大学理念指导下进行的：“理念先行”、明确目标、民主管理。蔡元培来到北大，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在北京大学20周年校庆会上，他对北京大学未来的发展寄予深切厚望：“本校二十年之，仅及柏林大学五分之一，莱比锡大学二十五分之一，苟能急起直追，何尝不可与为平行之发展。”坚定信奉的大学理念、大学价值观，明确而远大的奋斗目标并非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他描绘了一幅辉煌的北京大学远景蓝图，勾画了一个整体的、统一的大学形象，决定了北大的发展方向。北大的改革与发展“只有从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入手”。大学既然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场所，教员理所当然就是学校的主体，因而蔡元培提出了“北大校务，以诸教授为中心”、“以专门学者为本校主体”的主张。为了使教授学者在北京大学内的地位落到实处，他在北大的管理中大胆地进行了改革和尝试。首先，以各科学长及教授代表为委员组成评议会，负责学科设置等重大事宜。他组织起负责管理各系的教授会，其成员由教授、讲师组成。各系选出系主任，再从系主任中选出一位出类拔萃者作为教务长，召集系主任共同合作管理教学。教授会在学科课程、讲座类型、大学规章、学位授予等方面具有自主自治权。对于行政事务，也通过教师组成的行政委员会进行管理。为了使职责明确，行政会由选举产生的行政会主席领导，下设财政、总务、仪器、图书等分委员会，进行民主协商管理。分委员会也通过选举产生负责人。由此可见，民主精神、依靠专家是教授治校主张的两大支柱。教授是学校教学与科研的主要力量，他们既懂教育，又有学问，依靠他们管校，不仅彻底扭转了旧北大一切校务由校长等少数几个人决定的状况，而且大大调动了教授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现了民主办学的生动局面。这样的管理模式，在中国高教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是西方大学管理模式在中国大学内的一次成功实践，是学术权力登上中国大学管理舞台的一次成功展示。
四、新时期大学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大学理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升华。今天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与纽曼、洪堡、克拉克·科尔和蔡元培所处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不可能再去照搬照抄他们那个时代的做法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大学改革。随着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已由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如今的大学所要面对的环境和挑战变得十分复杂和严峻。高等学校所受到的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首先，是来自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压力。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开始逐步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等学校过去那种国家全包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严重的经费压力使高等学校陷入了一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难境地。经济体制改革和用人制度的变化使高等学校必须面对市场经济的需求作出选择，不断增强自己的适应性。因为，高校毕业生能否在人才市场上处于有力的竞争地位是考验高等学校办学成败的关键。如何面对这种冲击，如何在冲击中牢牢把握办学方向，这是大学必须做出的艰难选择。
其次，是来自科技发展的压力。当今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高等学校作为知识保存、传递和创造的中心。不能不反映这个时代的特征并时时感受着科技发展的冲击。科学与社会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局面。学科发展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的形势。科学研究打破国家和地区限制、走向全球化的趋势。使得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的改革势在必行。为了使教学和科研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高等学校必须增强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更新仪器设备，实现化，为此，高校教师知识的更新也更为紧迫。如何迎接这种挑战。并在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中奋勇争先。这是大学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面对新的社会与经济形势，大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既面对许多发展机遇，又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我们必须清醒认识的是：无论外在环境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大学作为高深学问研究地棗这一大学的本性没有变。21世纪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经济迅速崛起的世纪。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主力军、大学不仅要根据未来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发展、新要求，培养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创新型、国际型人才，还要充分利用大学拥有雄厚的科技、人才、知识、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努力使自己成为高新科技的辐射源、知识创新的策源地。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学校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等学校自主权的逐步下放，使高校必须学会面向社会自主办学。大学的自主办学，一方面需要社会通过条文规范其办学行为，另一方面，大学也必须坚守自己的本性，始终明确“大学是什么”、“大学应当做什么”、“大学应当怎样做”。面对新的挑战，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并深刻领会洪堡等大学先哲们关于大学理念的理论。洪堡在《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在和外在组织》中指出：国家在整体上“不应该就其利益直接所关所系者要求于大学，而应抱定这样的信念，大学倘若实现其目标，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由此而带来的收效之大和影响之广，远非国家之力所及。”弗莱克斯纳在他的《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大学》一书中提出：“大学不是一个温度计，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做出反应。”克拉克·科尔虽然已经深刻认识到大学已成为国家目标实现的工具，大学变革的动力主要来自外界，但他同时又指出：大学是知识产业的中心，知识在指导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从未象现在这样居于中心地位。传递并发展创造知识，仍然是当今大学服务于国家的重要途径。今天看来，这些经典的大学理念，在知识经济时代，并不是过时了，而是更需要创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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