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传统道德资源的断裂与现代道德教育的困境

（摘要） 我国作为后发化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道德危机。其根本原因乃是传统道德资源在现代社会的断裂，这导致现代道德缺乏合理的道德，从而陷入困境。使现代道德教育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是对接传统道德资源，对其进行加工改造，为现代道德教育提供充沛的道德资源。

    （关键词） 传统道德资源 现代道德教育 道德危机

    传统与现代并非截然对立，传统客观地存在于现代。任何人为割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关联都会导致自身陷入无法克服的窘境。现代道德教育的困境正是现代道德教育与传统道德资源割裂的结果。因此，对接传统道德资源，是现代道德教育走出困境的根本选择。

    一、传统道德资源与现代道德危机

    当今世界，不论西方先发的现代化国家，还是一些后发的现代化国家，都面临着社会道德危机的问题。虽然具体的表现有所差异，但其根由却如出一辙，即都源于传统道德资源在现代社会的断裂。美国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认为，古典政治哲学强调“正义”高于社会政治制度，强调“道德义务优先于权利”，强调德性高于自由、高于政治；而现代社会则是强调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高于自然正义，“权不优先于善”否认有真正的善，即否认“自然正当”或“自然正义”。古典自然正义论在现代社会的消失导致西方社会出现道德危机。其结果是“我们落到了这样的地步：在小事上理智丽冷静，在面对大事时却像个疯子在赌博；我们零售的是理智，批发的是疯狂。如果我们所依据的原则除了我们盲目的喜好之外别无根据，那么凡是人们敢于去做的事就都是可以允许的。当代对自然权利论的拒斥就导向了虚无主义——不，它就是等同于虚无主义”。

    美国另一位学者麦金太尔认为，20世纪的道德衰落是道德理论缺乏的结果，西方道德危机就是道德权威缺乏的危机，为丢失亚里士多德传统德性论所致。如今，道德相对主义在美国道德领域大行其道。道德相对主义认为，客观的和非个人的道德标准是不存在的，个人的选择只是“一种没有标准的选择”，“几乎每个学生进入大学时都相信，或者自称他们相信，真理是相对的”。道德相对主义所持的道德标准、道德规范，道德信念的多元化，使得人们在选择道德行为时失去统一的客观的普遍的基本标准，消弥了道德判断之间的好与坏、善与恶、正义与不正义之分。各种相对的道德原则和标准各行其是，无法统一，所有人的标准都被认为是对的、合理的、好的，也就等于没有了标准，整个社会缺乏可以规约的普遍道德准则。人们开始怀疑道德价值存在的合理性，最终导向美国风格的道德虚无主义。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德性是其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仁、义、礼、智、信”是其核心范畴。两千多年来，儒家伦理思想作为我国传统道德的基础性构成规约着人们的行为。然而，历次政治运动过后，传统道德资源几被摧毁殆尽。使德性不再高于政治，或者说德性退至政治幕后。19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的逐步开放，西方民主、自由和多元文化价值的思维模式逐渐向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渗透，传统单一的道德价值标准受到强烈冲击，社会道德价值的评价标准发生变化。尽管学校道德教育仍然以单一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但西方道德相对主义却已呈燎原之势支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使人们的行为失去能够有效选择的绝对价值标准。人们想象着自己有一个无限、自由、开放的空间，再也看不到已有的道德壁垒，感受不到限制、约束的道德力。现代道德规范体系失去其权威尺度，导致道德虚伪现象滋生蔓延，传统道德资源在现代化——政治转型过程中逐渐式微，而新的道德资源尚未建立，从而使国家在伦理道德上处于真空状态；建立在现代意识形态上的现代道德资源又把英雄德性混同于普通人德性，借政治权力拔高对民众的政治要求，把政治秩序代替道德秩序，功利价值排斥道德价值，造成普通民众既无法达到英雄高度，又失去做人的道德底线，致使整个社会文化弥漫价值混乱和失序现象。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现代社会道德危机与西方先发现代化国家一样，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抛弃传统道德资源、社会失去绝对价值标准约束而引发的必然后果。

    二、作为道德资源的道德哲学与现代道德教育

    学校道德教育是联系道德哲学与社会道德状况的中介。当社会失去具有标准意义的道德哲学，以其为依凭的道德教育也随之因失去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规范而表现出失序和虚无。

    道德哲学是道德教育的理论资源，道德教育离不开道德哲学的内容支持。美国著名道德教育理论家劳伦斯·柯尔伯格说过：“道德哲学和道德心是探讨道德教育的两个基本领域。道德心理学研究道德是什么的问题，道德哲学探讨道德发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在我们为道德教育找到一个合理的基础之前，必须把心理学上的‘是’和哲学上的‘应该’这两类研究结合起来。”道德哲学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对道德教育的最终决定意义，相对于道德心理学而言，道德哲学对道德教育是更为根本的要素。道德哲学可为道德教育实践提供一定的价值体系和精神理念，缺少道德哲学的道德教育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著名教育哲学家乔治·奈勒指出：“哲学解放了教师的想象力，同时又指导着他的理智。教师追溯各种教育问题的哲学根源，从而以比较广阔的眼界来看待这些问题。教师通过哲理的思考，致力于系统地解决人们已经认识清楚并提炼出来的各种重大问题。那些不应用哲学去思考问题的教育工作者必然是肤浅的。”

    如果社会不能为道德提供适切的道德，道德教育中的计划、理念和实施手段就无法进行理智的批判性检验，难以形成合理的模式；同时，缺少适合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哲学，意味着在转型期的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难以得到彻底澄清，道德教育必然走入困境。在“文革”中，传统道德资源几乎荡然无存，学校道德教育根本与传统道德无涉。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对外开放，西方哲学领域内发生的波澜壮阔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争，悄然浸染到我国学校道德教育领域，二者在道德观上的迥然差异使我国学校道德教育无所适从。我国学校道德教育所教授的是绝对恒定的政治伦理规范。是脱离个人德性追求的政治伦理，因此我国学校道德教育在其指导思想上带有明显的保守主义色彩：但由于我国学校的道德教育只是着眼于公共领域的道德要求，而非个体所追求的最高之善。因此是扭曲的保守主义：另一方面，我国的大众意识形态则是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主张“权利”、“正义”，信奉最高的善，最高的道德就是公平对待所有的善、所有的道德主张。自由主义道德观的人性假设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追求德性完满是人的秉性。主张相对道德的教授：学校道德教育指导思想与大众社会意识形态之间产生冲突，道德教育活动中普适的道德要求与个体的相对道德需要之间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我国学校道德教育在道德资源上既彻底抛弃了传统道德资源，又未有效地吸取西方道德文明的精髓，从而造成道德教育的巨大断裂，这种“无根”的道德教育所带来的不仅是文化上的失落、价值观的混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化进程。

    三、对接传统道德资源：现代道德教育走出困境的根本选择

    当传统道德价值体系崩溃、道德教育困境重重、社会道德冲突与衰败加剧之时，重建道德教育就成为人们的共识。那么，重建道德教育的策略或步骤是什么呢？如果仅从改革道德教育方法、模式入手，就只会关注细枝末节而不能触及问题实质；如果全盘西化，将西方整个道德教育体系照单全收，又会遭遇文化适应的梗阻。以上两条道路皆不妥当，只有寻找第三条通路。传统道德资源的缺失既是现代社会道德危机产生的根源，也是现代道德教育陷入困境的首要原因。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能从根源上变革现行道德教育体制，实现对现代道德教育的超越。因此，重建道德教育较为合理的选择，是从根本上重建道德资源，建立一套全新的道德哲学体系，并对传统道德资源返本开新，使其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新时期道德教育的需要。

    重建道德资源，应有社会领域专家的参预，也须有教育领域的各分支学科学者与教师共同研究探讨。道德哲学的重建不只是几个道德哲学家的任务，它应该让哲学家、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学家、教育家、法学家等方面专家组成一个道德哲学研究共同体，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发掘传统道德资源的优秀成分，共同构建具有现实意义的道德哲学体系。其次，教育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尤其是教育哲学家应研究如何从传统道德资源中发掘出适合当前道德教育的道德理论，从传统道德资源角度对与道德教育相关的概念做意义厘清工作，重新思考道德教育课程的内容等等。

    笔者认为，传统道德资源的现代意义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传统与现代内在关联，不可分割

    传统与现在不可分割，它是活在现在的过去。任何事物的现时存在都是对其“过去”事态的延续，每一个事物的生成都以其“过去”事态为客观材料。英国著名哲学家怀特海认为，“事态作为面对它的过去的一种结果而出现，然后作为面对它的将来的一种原因而结束”。“过去”存在于现在的事态之中，并作为现在把握的客体而发挥作用。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也认为：“传统意味着许多事物，就其中最明显、最基本的意义看，它的涵义只是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的东西”是无法任意选择、不可逃避的，种的与现实的存在。

    （二）优秀传统道德价值符合人本主义要求

    以儒家道德资源为代表的传统道德在价值取向上以仁为本，倡导“仁者爱人”，人文主义倾向十分鲜明。儒家形而上学强调人性的内在价值，强调生命的秩序与道德秩序，认为人是宇宙之本。《中庸》中说，“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是儒家建立的人本主义宇宙观。”新儒家方东美先生说：“就儒家言，主张‘立人极’，视个人应当卓然自立于天壤间，而不断地、无止境地追求自我实现。”统观整部哲学史，人性光辉不断闪耀其间，人在宇宙中处于中心地位。西方社会中出现的“人的疏离”问题，在我们传统道德哲学中是不存在的。方东美先生还肯定地指出：“‘疏离’问题是强加于我们东方人身上的。基本上，东西人采取机体主义的途径去探究事物，连用统观的直觉，就是说假定了彻底的分析，再超越其限制，庶几乎对于神、人与世界得到一个旁通统贯的理解。”

    （三）传统道德能够为我们解决当今许多道德问题提供适恰的应对之道

    优秀传统道德资源关心与个体人格建构有关的道德议题，诸如如何与人相处、一个人应当树立什么样的人格理想、如何处理利与义的关系等，这些议题为道德哲学之根本内容。现代道德哲学远离我们日常生活的言行而流于偏狭的抽象理沦探讨，而现代人所需要的道德哲学诸如如何行孝、如何报恩、如何守信、如何处理各种关系等等，都可以在传统道德规范中找到应对之策。再者，现代道德教育将人生基本议题让位给威权政治，着重于向学生灌输远离学生道德生活的意识形态或道德原理；而德行养成则必须从具体而微的生活细节人手，在生活实践中践履才能获致。传统道德强调德行养成，具体可感、可行。例如《朱子治家格言》、《弟子规》等注重培养儿童日常生活中必须具有的德行，与现代抽掉人性的虚空的政治伦理说教相比，更加真实可信、可为。

    为此，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类专家应共同努力，研究探讨适合社会转型期的首先资源。教育哲学家应积极参与道德资源的选择与建设，为道德教育理论基础建构献策献力；课程理论专家应积极参与道德教育课程的设计，共同解决现代道德资源缺乏的问题。这样，我们就完全有可能建立一套适合当代道德教育与社会道德需要的伦理资源体系，以实现对现代道德教育困境的摆脱。